2018年11月24日 星期六

江湖离我们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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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金庸,江湖与武侠的意象不会如此深入人心。但是有了金庸,我们对于江湖与武侠,又增加了多少误解呢?与《指环王》、《冰与火之歌》之类西方奇幻小说不同,金庸笔下的江湖世界并不是一个纯粹幻想的产物。江湖二字,在今天中国人的生活中,依旧是鲜活的。很多人依旧在闯江湖、跑江湖、混江湖。而翻检中国典籍,在分封制度崩坏的战国时代,作为带剑者的侠客,已经与儒者同列,“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侠客也至少曾经是一个独立的群体。

侠客与江湖,本来就在中国文化中有所传续。但是,在金庸“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小说之后,这种传续被重构了。侠客变成了萧峰、郭靖、令狐冲、韦小宝式,而江湖则成了主流社会之外的一个平行世界,不同门派合纵连横,可以有盟主,可以影响天下大势拯救万民于水火……金庸式的武侠与江湖,是“成人的童话”,更让人欢喜悲愁。但也因此,离中文语境中真实的侠客与江湖更远了。真实的侠是什么样的?

在探索儒者源流时,钱穆区分了“王官学”与“百家言”,认为古时候王官中的史官掌握“学术之全权”,但孔子时代,平民中已有学者成长起来,“百家言”可与“王官学”鼎立。“百家言”中的一派就是儒。而与之同理。孔子时代,乃至更早,大概“王官”对于武力的垄断也越来越弱,武术的传承是不是也经历了一个“王官学”与“百家言”分野的过程呢?如此,侠客与儒者一样,才可以四处出没寻找投效机会。

项羽年轻的时候,“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在楚国已经灭亡,失去诸侯地位沦为民间大族的项家,这个时候要寻找出路,也只能以儒或者侠的身份?曾作为项羽麾下大将的季布,《汉书》说他“为任侠有名”,在项羽败亡以后,刘邦举国通缉他,以报“数窘汉王”之仇。季布逃进了朱家的家里。朱家是谁呢?《汉书·游侠传》第一个讲的就是他。朱家为了救季布去游说夏侯婴(腾公)。《汉书》说:“滕公心知朱家大侠,意布匿其所,乃许诺”。后来,季布果然获救。再之后,季布做了汉朝很大的官,但他最为人所知的还是他的侠义,“季布一诺,重于千金”,这个成语流传到了现在。

司马迁写《史记》,单独列出来《游侠列传》。到了班固时代,已经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以,《汉书》批评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但是《汉书》也同样单列了《游侠传》。这些游侠,既有吴楚反时可左右天下局势的剧孟,也有近乎班氏父子所认定的奸雄原涉。《汉书》说:“吴楚反时,条侯为太尉,乘传东,将至河南,得剧孟,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剧孟,吾知其无能为已。’”原涉则世代为官,为了报仇而辞官,成了闾里之侠,“外温仁谦逊,而内隐好杀”。

陈平原写过一篇脍炙人口的文章《千古文人侠客梦》,讨论了《汉书》以后,中国正史再也没有单独为游侠列传的问题。很多史学家认为,东汉以后,游侠传统已经一蹶不振。陈平原列举了很多小说中的侠客形象,以示反驳。或许,东汉以后,儒家意识形态之下史书的体裁受到了限制,所以才没了《游侠传》的位置。但游侠的信息依然散布在字里行间。《魏书·武帝纪》说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如果没有后来的功勋,曹操早年经历也类似司马迁笔下的一个游侠。

侠与儒一样,在纲常崩解之际,游走于不同阵营,寻找自己的世界。侠依靠的是武力,儒依靠的是文化。只不过,董仲舒之后,儒家与皇帝结盟,开始为朝廷重建纲常,也就是《白虎通》的三纲六纪了。从此,儒家主导了中国的历史叙事,所留下的文字中,侠的位置越来越少。但不是说侠真的就从历史中消失不见。

金庸笔下的武侠,来自于各个门派,少林、武当、峨嵋、丐帮等等,偶尔还有番邦高手。元朝时候,蒙古人给所有人划了十个等级,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金庸的江湖世界里,武侠大多来自于僧、道、医、妓、丐等等。总的来说,都是边缘社会的人。蒙古人的这十个等级,唯有把儒家列为第九(臭老九),令儒生们愤愤不平,其他排序,或许也符合他们一贯认识。但在真实历史中,武侠真的只能在边缘社会中产生吗?

西汉时候,季布、剧孟、郭解、陈遵这类大侠,居于闾里,宾客满堂、放荡不羁,有人偶尔也干一些报私怨养刺客的勾当。但他们绝非边缘社会。他们结交朝廷大员,自己也经常受徵召为官。他们属于社会中的有势力者。东汉以后,民间豪强中的一部分,也类似于《史记》、《汉书》中的侠客,比如早年的曹操、后世为中国帮会所礼拜的关羽等。只不过,隋唐以来,科举制度改变了官员的选拔。大概再也不会有民间游侠受察举与徵辟而成为朝廷大员的机会了。但任侠之人依然存在。《水浒传》成于明代,讲宋代的故事。其所反映的社会,无论代表哪个朝代,都说明那时候依然有侠客。宋江急公好义、柴进扶危救困,一百零八个梁山人物之外,比如祝家庄几位,那也是与之类似的江湖好汉。

在真实历史上,侠客,恐怕与少林、武当、峨嵋之类的宗教组织并无关系。侠也并非边缘人群,侠就是指民间掌握着武力的人物。有人读书传家,有人习武传家。早年的武侠小说,所讲的大多也是一些习武之人的故事。当代历史学家喜欢说中国历史上,上层政治的变动并不会影响下层,上层朝廷更迭以后,下层可以传檄而定。下层是由谁来定呢?由各类有领导能力的宗族。他们要么靠文,要么靠武。靠武者,便是类似《水浒》中那些家丁可以组成一支小军队的庄园宗族。他们的武力值也在更广的范围里流传,他们便是侠。在更早之前,孟尝君、信陵君、郭解、陈遵等,不也是因为门客众多,可以救人或者杀人而被视为游侠吗?

在金庸的小说里,主要由边缘社会生长起来的大侠们,作为主角搅动着江湖形势。但实际上,江湖与武侠,一定会相连在一起吗?宋代出将入相的范仲淹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在他看来,庙堂与江湖,只是他人生的两种不同状态。江湖就是体制外,离开庙堂就身处江湖。今天中国人所说的那个江湖,依然是体制之外的那个生活状态。在没有法治的社会里,庙堂有庙堂的规则,江湖有江湖的秩序。只不过,现代社会,立法者想用法律把所有规则统一起来。但是在法治不健全的情况之下,闯江湖、跑江湖的人们,依然要遵循传统留下来的一套秩序。

这套秩序的核心是侠义的道德品质。科举制之后,儒有一套自上而下都认可的评判标准,侠与之不同。评判一个侠,不能依靠体制的力量,只能依靠体制外口耳相传的“侠义”。有了侠义的名声,才可以从一个普通的侠客,上升为大侠。一个人侠义的名声传播的越广,他也就越能够从一个地方性的拥有武力的宗族或个人,变成一个名声远扬的大侠,走进一个更广阔的江湖。

现代性话语体系进来以后,人们喜欢用“地下社会”或者“黑社会”会来概括那些行走在法治之外的犯罪组织。今天中国社会上下正兴起“打黑”运动。但是,黑社会是个城市概念。乡镇以下,今天依然存在着依靠武力来独霸一方的豪强与恶霸,他们现在也被当成“黑社会”打掉。实际上,他们不过是一个一个“祝家庄”的余绪。真正的黑社会则依赖于城市中的产业,比如高利贷、拆迁、人口贩卖等等。无论是乡镇的恶霸,还是城市的黑社会,他们愿意遵守一套法治之外的规则,他们便身处江湖。只不过,江湖的范围比他们加总要大。

因为中国文化中,本来就有江湖与武侠的因子,所以武侠小说才得以深入人心。上至政治巨头,下至监牢囚犯,人人爱看武侠小说。这种因子促成了武侠小说的流传,但这种流传反过来却也重构了文化中的相关因子。最近金庸去世以后,很多人讨论金庸的武侠小说为何在西方世界没有流行起来。很简单,江湖还在我们身边。每个人还可以告别体制,身处江湖。而西方世界,不会有这样的生活体验。■

2018年10月12日 星期五

誰能贏得马克思遗下的尼伯龙宝藏?

为什么1848年手稿和人道主义马克思的讨论,曾在思想界引起过那么大的轰动,对于如我这一年龄的中国人来说,这已经很难理解了。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人,所面对的思想语境,与文革前所成长起来的那代人完全不同。但黑格尔讲过,历史是螺旋式发展,比我们更年轻的世代,或许对于主义的争论,将有比我们更深刻的体认。

最近几年,因为社会中阶级问题的尖锐化影响了高校里的青年学生,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的学生组织也走出校园介入社会。这导致了近期各高校汲汲“维稳”的行政官僚与“马会”学生组织发生对立。这批学生,以至于这个世代的学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情感,相较于他们的兄长辈和父亲辈,可能更与他们的爷爷辈接近。

但任何一种理论,要成为“武器”,必须在新的时代里进行新的解释。维稳官僚和“马会”学生,都在主张马克思主义。谁的才是真理?类似问题其实在历史中不断上演。认为刘歆篡改六经的康有为,在与徐桐辩论时,双方也都在主张孔子的圣人之道,但谁的主张更有真理性呢?贴出《九十五条论纲》的马丁路德在与教廷辩论时,双方同样都认为自己更符合《圣经》之义。这该如何评判?

胡适曾说过一句话,“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这个说法并非没有争议。寻章摘句,如何可与革新宇宙认识的科学发现相提并论?其实,康有为的公羊学之所以可鼓动人心,不仅在于时局震荡,更在于正统的理学当时早已溃败。而溃败的一个关键缘由,是潜心考据的阎若璩证明了理学家“道统心传”的十六字真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出自东晋梅赜所伪造的《古文尚书》,与圣人无关。这等于摧毁了理学家的根基。

同样,八十年代对于人道主义马克思的重视,也是想借助于重新“发明一个字的古义”来重构理论大厦。现在,“马会”学生是不是又到了研究“字的古义”时刻?这个现实的问题令我打开了半年多前泛览过的一本书《尼伯龙的宝藏》,韩国学者郑文吉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文献传世、出版史的研究著作。

这本书让我发现,从马克思去世那一刻开始,针对他所留下的文献遗产,马克思主义阵营内已经展开了激烈的阴谋争夺。恩格斯、马克思子女、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不同派别、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纳粹、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等等,都介入到了占有马克思文献遗产的行列。而对马克思文献遗产的不同利用,构成了不同马克思主义派别的立派之基。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考茨基说:“已逝去的瓦格纳,把围绕‘尼伯龙的宝藏’那些事件,编成了一系列的剧作;也许第二个瓦格纳,目睹马克思恩格斯遗稿所经历的命运,会写出新的戏剧来。”

马尔库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根据1932年公开的《184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展出了与莫斯科梁赞诺夫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截然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这构成了西方学术界最强力的理论依据,被用来批评斯大林非人性的铁拳政治。从1975年开始编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2),早已从莫斯科与柏林官方机构转移到了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MES)手里,但到现在也没有完成。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遗产,很大一部分依然是莱茵河河床里的宝藏,而没有铸成锋利宝剑。

柯林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马会”学生与维稳机构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的一环。围绕“尼伯龙的宝藏”所进行的争夺曲折而激烈,打开“尼伯龙的宝藏”之后,戏剧也并没有结束。过去两周刚刚读毕的一本书《邓拓:毛时代的中国文人》,则讲述的是一个打开尼伯龙宝藏后,知识分子如何利用的故事。也是一个以人物为中心的悲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后,其信奉者建构出了一套与之有继承关系的毛泽东思想。1944年,时任《晋察冀日报》社长兼主编的邓拓,编辑出版了第一个官方版本的《毛泽东选集》。1977年,由文革继承者所主导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也由官方出版。但今天,这两个版本的《毛泽东选集》都已经难觅踪迹,通通被现在的官方遗弃。邓拓与文革知识分子构成了毛主义信奉者的两极。他们在打开尼伯龙宝藏之后,看到了不同的东西。

邓拓是历史学家,以邓云特为笔名出版过《中国救荒史》;更是党内高官,出任过《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还是《燕山夜话》与《三家村札记》的作者,尖锐批判毛泽东大跃进的党内代表;更是文革的第一个牺牲者。《邓拓:毛时代的中国文人》一书的作者,加拿大汉学家齐慕实(Timothy Cheek)视邓拓为行政管理型毛主义者的代表。在另一极,文革派知识分子则是信仰型毛主义者。

早年的邓拓,意外错过了他二哥指定的道路,走从清华到美国的学者之路,进了革命氛围浓厚的上海光华大学。学习之余投身革命,结果被抓进了苏州反省院。举家族之力救出他以后,他度过了几年脱党的学生与学者生活。1937年,救国的紧迫感,还是让他在风陵渡口挥别庇护他的大哥一家,北上走进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根据地,成为职业革命家。

抗日战争时期,很多知识分子走进共产党的根据地,他们自小受儒家士大夫的文化熏陶,又深信“马克思主义无论在学术还是实践上都是能拯救中国的最好的社会科学方法”。在远离延安的根据地里,他们把这两种文化背景结合起来,发展出了行政管理型毛主义知识分子的工作模式。邓拓既是这一类型知识分子的代表,更是这一工作模式的直接阐述者。他的背后,还有以彭真为代表的庞大行政管理型干部的队伍。在邓拓看来,他既是干部又是文人的角色,与儒家文人在历代皇朝中担任的角色有相似性。或许比邓拓地位更高的彭真,乃至刘少奇,也认可这种相似性?

相反,整风运动之后,在延安,毛泽东所希望的知识分子角色是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机械但精确地传达上级组织领导所决定的内容就行。他们被齐慕实视为信仰型毛主义者。这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伴随1949年的到来,在管理一个庞大国家的过程中出现了矛盾。这种矛盾在1956年之后激化。邓拓所领导的《人民日报》拒绝追随信仰者的狂热,而被毛泽东骂作“你们不是党报,是派报。”离开《人民日报》的邓拓继续在彭真的庇护下执掌北京市的文教大权。并且还时不时通过《燕山夜话》与《三家村札记》重申客观规律的重要性、批判信仰型知识分子乃至其总指挥毛泽东在国家管理中的狂热。

毛泽东发动文革,不过是党内两种知识分子斗争的一个后果。从姚文元批判《三家村札记》开始,到抛出彭真为代表的北京市委“独立王国”,再到斗倒刘少奇,宣布信仰型毛主义者是党内唯一正统的知识分子。中国的当代史,放置在思想史语境中,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解释。这就是一个打开“尼伯龙宝藏”之后,知识分子依然困惑与矛盾的故事。两派人马虽然都相信找到了解救中国命运的宝藏,但彼此之间依然你死我活地斗争。历史演变到今天的“马会”学生这里,难道悲剧还要重演?

最近几十年来,中国出版市场中,对于知识分子的研究是热门话题。但大部分著作缺少理论的纵深,更多还只是“倒放电影式”的去证明哪些人“正确”哪些人“错误”,而漠视了当时思想语境下的复杂性。《邓拓:毛时代的中国文人》是我目力所及范围内,目前关于党内知识分子研究的最好著作。虽然此书英文版出版于二十年前,但对党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与知识分子对党的作用的解释依然让人信服。如译者所言,“这是一本对研究现当代中国至关重要的史学大作”。

这两年时局的发展,又到了重新思考知识分子作用的时刻。对于“尼伯龙的宝藏”的寻找与利用,在新的背景之下,或许可能会成为一个重新深入探索与体认的话题。这里,探讨这一问题的主体,不止是“马会”学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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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18日 星期一

书单 | 如何开始了解比特币?

比特币的诞生,最大的助力是“密码朋克”邮件组【1】数十年来在加密技术和加密政治领域的实践。而“密码朋克”邮件组的参与者,则多是安·兰德(Ayn Rand)的信徒。这个近年来因鬼才“刘阿姨”为之立传,而在中国知识界开始广为人知的自由意志主义小说家,在二战之后对美国社会的影响,也许远远超过了写《通往奴役之路》和《货币的非国家化》的哈耶克。比特币作为一个思想史事件,对其思想脉络的了解非本书单之目的。这里只是想指出,要了解比特币运行的理念,安·兰德或许是比哈耶克更好的入口。

如果对理念没有兴趣,要了解比特币,最好的方式当然是开设一个钱包,存入一点比特币,然后选择某个交易所转账、买卖,或者到某些可以用比特币支付的地方购物。读书,不过是为了对这些行为既能知其然又能知其所以然的一个入口。这里尝试通过历史和原理,两个层面的几本书与几篇文章,来相对多层次地探究比特币。现在人们都知道,神秘人物“中本聪”发明了比特币。从比特币2009年上线到当下,这不足十年的时间里,究竟又发生了些什么呢?如果能了解这之中的历史演变,即便依然明白比特币是没有任何实体机构与资产支撑的,对其感受或许已经可以变得更加踏实。

历史

1.《数字黄金:比特币鲜为人知的故事》(Digital Gold)

《华尔街日报》记者纳撒尼尔•波普尔此书,出版于2016年。从2009年1月10日,程序员哈尔·芬尼(Hal Finney)收到中本聪发送的第一笔比特币开始,到2014年3月21日,当时比特币领域各大老在加州塔霍湖的会议结束。这中间,比特币初期发展史上的各大事件都有涉及。作者第一手的采访,优美的文笔,流畅的叙述,让读者跟随各类程序员、豪杰、怪客、先知们一路向现在走来。

全书共分三部分,挖到数字黄金、蹒跚迈向现实、大胆想象未来。第一部分自然是比特币的“创世”,涉及中本聪的出现与退隐、丝绸之路暗网、各类信仰者布道者等等。第二部分则核心讲述了比特币初期阶段最大的危机Mt.Gox事件,以及外界将比特币与洗钱、贩毒等联系在一起的困扰。第三部分,从2013年8月开始,这个时候专业挖矿机的出现,比特币一定程度上已经脱离中本聪最初的设计。而且推动比特币发展的市场,已经扩展到了世界各地,特别是中国人的参与让这个故事变得更为复杂。

此书是到目前为止,写比特币最近十年来发展历程最好的一本书,特别是在美国的发展历程。但是“币圈一天,人间一年”,从2014年到现在,比特币的故事又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惜还没有相应的综合著作出现。另外遗憾的是,比特币在中国的故事同样精彩,这里面有理想主义、有暴富神话、有神秘失踪(比如烤猫)、有惊天骗局(传销币)、有伟大的社会实验等等。同样也缺少一本综合著作,谁来写一本类似《数字黄金》的书呢?

2. 两篇报道:分叉与中本聪之谜

如果要补足从2014年到现在比特币的历史,那么最大的变化显然应该是以太坊的出现。但是以太坊等于开始了另外的叙事,那是一个全新的革命性尝试,值得另外专门介绍。如果继续留在狭义的比特币身上,这四年来,最重要的事件,我认为莫过于两件,一是比特币的分叉;二是中本聪之谜的初步揭晓。两篇报道可以成为了解这两件大事的入口。

比特币内战:生死一役将至,神秘操控者浮出水面【2】

比特币的分叉是比特币的一场生死考验,也是不同的发展哲学的较量。其实,从专业挖矿机出现,作为区中心化的实验,比特币的中心化已经成了难以回避的趋势。2017年Bitcoin Cash戏剧性地分叉,让所有人开始真切感受到了这种趋势。BCH分叉的背后,分别有两大势力,其中一方是中本聪归隐前留下的比特币核心开发者团队(Bitcoin Core),另一方则是代表矿工势力的中国公司比特大陆。双方为比特币区块大小的改革方案而起争执。最后掌握全球算力30%的比特大陆突然宣布硬分叉,在现有比特币(BTC)之外另起灶炉创造出来比特币现金(Bitcoin Cash)。《财经》杂志的这篇文章,是目前对这件事最好的报道。

在过去十年中,比特币进入主流,有很多偶然的因素。除了精巧的设计,在技术上解决了诸如拜占庭将军问题、双花问题等密码学难题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促使主流舆论长期对其兴趣盎然。其中一个因素,就是中本聪之谜。神秘人物中本聪,创造了革命性的比特币,然后离奇归隐,没有谁知道他是谁。他手里的数一百一十万个比特币也一直没有动过。这样的人物“设置”,本身就自带光环,吸引了无数的人尝试去破解中本聪是谁的谜团。最近,似乎这个谜底要被揭晓了。

寻找中本聪|Dvaid Kleiman的亲戚告澳本聪Craig Wright案宗【3】

发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地方法院的一起案件,揭开戴夫·克莱曼(Dave Kleiman)家人与澳洲人克雷格·賴特(Craig Wright)为高达百亿美金的比特币资产而进行的司法诉讼。戴夫·克莱曼家人提供的证据显示,比特币其实是克莱曼和賴特二人联合创造的。賴特提供了主要创意,而克莱曼则用代码将其实现。也就是说,此二人就是“中本聪”的真身。克莱曼曾是美国联邦调查局信息技术部门的主观,賴特则是澳大利亚的计算机科学家和商人,两人在2003年相识,此后共同合作参与过多项技术工作。2013年4月,克莱曼因无法忍受多年前因车祸而遗留的伤痛问题,在家中举枪自杀。此后賴特独占了属于他们两人合伙公司的比特币资产。賴特几年前已经对外宣称他就是“中本聪”,但因为很多人质疑他的诚信,将其视为骗子。现在克莱曼家人想法庭提供的证据,似乎可以证明賴特所言非虚。中本聪之谜告破,是比特币社区的一件大事,但是现在从比特币开始的虚拟货币,已经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演进到了“三生万物”的阶段,中本聪重新登场,也无从影响大局。coindesk的这篇报道,系统梳理了克莱曼家人所提供的证据,得以让人非常细致了解这个案子,以及这个案子背后的中本聪之谜。感谢著名的币圈大V闪电黄世亮组织人将coindesk的报道翻译成了中文。

原理

这里讲原理,并不是讲编程与密码原理,这非我所能。而是讲比特币运行的逻辑原理。跳过技术细节,结合实际操作,假以两本书的辅助,这部分运行原理基本可以掌握。这两本书分别是安德烈亚斯•安东诺普洛斯(Andreas M.Antonopoulos) 的《区块链:通往资产数字化之路》和普林斯顿大学作为公开课教材的《区块链技术驱动金融:数字货币与智能合约技术》。值得特别提及的是,这两本书的中文版标题与英文版标题差距甚大,英文标题都讲比特币,而中文却替换成了区块链。第一本是《Mastering Bitcoin: Unlocking Digital Cryptocurrencies》,第二本是《Bitcoin and Cryptocurrency Technologies》。第一本也曾有巴比特网站组织翻译的电子版《精通比特币》【4】,显然更加切题。

在这里值得讲一下区块链与比特币之辩。很多人觉得比特币过于玄妙,完全没有银行支撑、没有资产保证、没有政府背书,却可以号称是“货币”,太虚幻了,相对来说作为一项技术区块链确实可以接受的。其实到目前为止,区块链应该比比特币更玄妙。比特币已经有具体所指,就是那种依靠全球分布式节点验证建立起信任关系、总量只有2100万、目前已经在很多地方可以发挥支付和存储功能也可以直接和法币兑换的虚拟电子货币。而区块链,除了作为虚拟货币运行中重要的技术支撑外,更详细的落地应用为时尚早。其将来的庐山真面貌,尚难以揭开。所以,这些真正讲比特币的书,到了中国,为什么就变成了讲区块链呢?如果不是为了规避出版审查,现在这样大肆鼓吹区块链,难道因为“画鬼易画人难”,讲个玄之又玄的东西,更能让人敬畏与接受?

3.《区块链:通往资产数字化之路》(Mastering Bitcoin: Unlocking Digital Cryptocurrencies)

此书的结构几乎与中本聪《比特币白皮书: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平行,所以等于是为这个比特币创世的作品进行注解。内文也有为开发者进行的技术讲解,如果对此没有兴趣,直接跳过也不影响对比特币运行逻辑的理解。作者在前言中讲到,当他研究完中本聪九页的白皮书后,意识到“比特币不仅仅是一个数字货币,而是一个去中心化的网络,可以构成未来信用网络的基础”。这可能也是很多接受比特币的人共同的想法。

4.《区块链技术驱动金融:数字货币与智能合约技术》(Bitcoin and Cryptocurrency Technologies)

此书比上一书更通俗易懂,也涉及技术细节,但这本书的好处是,同时也从社会层面讨论了聚焦在比特币神圣的很多争议。比如比特币的挖矿机制,是不是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再比如比特币的监管问题,洗钱、犯罪、资本管制等等涉及政府监管和打击的问题如何处理?还有比特币的未来趋势,等等问题。

比特币作为一项交易中介,可以发挥货币的作用,但是不可能发挥货币的所有作用。中本聪白皮书的第一句话,“互联网上的贸易,几乎都需要借助金融机构作为可资信赖的第三方来处理电子支付信息”,已经点明了比特币的局限。那就是比特币的货币作用,只限于在互联网上贸易中使用。所以,比特币的未来不可能是取代法币或者凌驾于法币之上,而只能是在互联网交易中一定程度上与法币平行。很多质疑比特币的人,将其与美元或者人民币这类强势法币进行对比。其实,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几乎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币,比特币的逻辑是否可以成立,不需要跟美元或人民币对比,只需跟部分弱势政府的法币对比就可以了。今天市值超过一千一百五十亿美金、二十四小时内交易超过二十多万次、活跃钱包持有者超过一千万个的比特币,其信用基础,恐怕已经要超过百分之八十的法币了。这已经可以确立比特币存在的价值了。

以上是我个人接触比特币的过程中,认为可以帮助没有基础的人了解比特币的一个书单。抛砖引玉。如果有人不想看太多书,只想拿一本书翻翻。那么我推荐《数字货币时代: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与未来》(The Bitcoin Big Bang:how Alternative Currencles are About to Change the World),这是一本以比特币为中心的书,同样请跳过书名中让人讨厌的“区块链”字样。这本书通俗易懂,不足两百页,光靠这本书也可以基本上了解比特币的原理与历史。更有趣的是,这本书还假设了发行一种新型数字货币鹦鹉螺币的前前后后,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虚拟货币的应用。■

【1】www.metzdowd.com/pipermail/cryptography

【2】http://yuanchuang.caijing.com.cn/2017/1101/4352895.shtml

【3】https://zhuanlan.zhihu.com/p/34330937,https://www.coindesk.com/satoshi-craig-wright-sued-10-billion/

【4】http://book.8btc.com/masterbitcoin2cn

来源:四季书评,http://www.4sbooks.com/archives/4190.html。

陈秉安:深圳特区的历史、血泪与辉煌

改革开放40年来,深圳特区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发挥了巨大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今天很多人已经不清楚深圳特区的由来与发展了。4月10日,深圳建市以来的第二任市委书记吴南生去世,在他之前第一任和第三任市委书记张勋甫、梁湘,以及对深圳特区贡献最大的习仲勋和谷牧,也都去世了。未来人们要了解深圳市的早期历史,只能通过间接材料。而陈秉安,这位自1985年开始便定居深圳的湖南人,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突然发现,再不把他所了解的深圳历史写下来,等他这代人也逝去,那就更没有人知道深圳源头了。

现在是深圳作家协会副主席的陈秉安,早在1990年,就凭借长篇报告文学《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面向全国读者解释深圳的崛起之路。几十年来,他对深圳发展中的重要档案与记录进行了细緻的积累,也进行了深入和系统的采访。2010年,他在香港出版《大逃港》一书,第一次把深圳河两岸绵延30年、惊天动地、改变了几百万人生命与生活的“逃港”事件写了出来。随着《大逃港》的出版,更多的人也找上门来,向他讲述与逃港有关的故事。过去几年,他一直在酝酿写作《大逃港2》。

正撰写《深圳史记》一书

但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他决定先写《深圳史记》,留下他对深圳历史的记录。他说深圳是他一生中投入最多时间的地方,30多年来,已把生命交给了这座城市,所以要写《深圳史记》。《深圳史记》,包括深圳特区的由来、改革开放史记、建城史记、移民史记等等几个部分。他认为深圳的改革开放,只是从1978到1997年之间。之后,深圳并无多大改革,所以他的史记只写到1997年为止。近日,陈秉安接受我的专访。

以下是他的访问记录,以第一人称的口述形式写出:

特区怎么来的?这个话题很多政治人物和学者都在讲,但实际有些事没说清楚,或者他们知道的见到的只是一面。我的情况有点特殊,就是1990年的时候,深圳市委宣传部成立了一个写作组,我就有参加,当时对改革开放有关人士,做过详细调查。2000年的时候,特区成立20周年,又搞了一次,是现在的市委宣传部长李小甘组织的,我们又做了一次调查。

为什么说有些事当事人说的也不一定准确,因为从他自己的视角、自己的角度,可能不一定是全面的。现在改革开放40周年了,到了应该说清楚这些事的时候了。比如这个特区是怎么提出的?这里有个前后发展的过程。1978年、79年的时候,在深港边界,绵延30年的“逃港”事件,这个时候出现了高潮。当时中央对这个事件很震惊,这是一个突出的政治问题。

这时候中央派习仲勋到广东省任省委书记,到了广东后,习仲勋首先想要把这个“动乱”事件解决了。所他第一站就到了宝安,深入基层调查。深圳当时叫宝安县,县委书记是方苞。习仲勋问方苞,为什么这么多人要逃啊。方苞也没有说清楚,就带他到沙头角看。

习仲勋解决大逃港问题

因为沙头角跟香港隔得很近,就隔一条街嘛。逃港过去的人,在街那头把一些塑胶花,叶子啊、花瓣啊搞过来,交给这边的农民去加工。比如把那些叶子和花插一起,变成完整的塑胶花。然后运过去,搞到香港市内,再转到新加坡、台湾去卖。这种加工在香港,人工就很贵。在大陆,因为人民公社,干什么都没劲,收入也低。这边的农民参与这些加工呢,就可以拿到一份工资。一天最高可以拿到八块钱。习仲勋到那里一看,“这一天八块钱,一个月可就比我还高了。”而且,有了这个收入,很多人也不跑了,就稳定下来了。老百姓把这些东西拿到家里加工,这实际上就是作坊。这也是最早的来料加工。方苞当时之所以带习仲勋去看,实际上是因为当时宝安县内这类作坊已经全面搞起来了,但是方苞自己权限不够,需要得到习仲勋的支持。

我反覆的说,中国改革开放最早开始的地方,不是安徽小岗村。改革开放的真正源头,是在深圳。为什么这么说呢?习仲勋来深圳视察,是1978年的7月5号到10号,当时来料加工的家庭作坊,在深圳境内已全面开始了,就是逃港的人把一些原料拿过来加工。宝安县县委和老百姓都很支持。这是下面自己搞起来的,不是邓小平下命令搞起来的,也不是他画个圈搞起来的。为什么这里里会自发搞这些呢?根本原因就是“逃港”,如果不搞边境贸易,不让农民多挣点钱,就留不住他们的脚,他们就会跑。所以宝安县委才想到了这些办法。小岗村的改革在什么时候呢?那是大雪纷飞的时候,是1978年的冬天。从时间上来说,深圳的来料加工,比小岗村至少要早了几个月。

我们不否定小岗村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贡献。但实事求是地讲,是深圳拉开了中国改革与开放的序幕,这里不止有改革,也有开放。小岗村当然谈不上开放了。这是第一个现在需要说清楚的问题。

邓小平最早对谁说要办特区

第二,邓小平说要办一个特区,这话最早是对谁说的?我采访过谷牧,谷牧说这话是最早对他说的。我也采访过习仲勋,习仲勋说这话最早是对他说的。习仲勋说,当时叶剑英到广州来后,对他说,到了北京要直接找邓小平,把你们广东的想法对他说。应该说是在叶帅的这个触动下,习仲勋在1979年4月,一次在北京开会期间,到邓小平的家里,对邓小平说,我们那里有很多华侨,也有一些有利条件,希望能够政策给的快一些,搞一个出口加工区。但是名字还没有确定。邓小平顺口就对他说,那就叫特区吧,而且陕甘宁也是特区。

谷牧和习仲勋都说邓小平对他们说过这个话,这当然不是无中生有,很有可能是对两个人都说过。但根据我的分析,对习仲勋,应该在对谷牧说这个话的前面。为什么呢?因为这句话的后面,是“陕甘宁也是特区嘛”,这是面对面时很自然说出的一句话。对曾经担任过陕甘宁边区主席的习仲勋,邓小平这么说比较顺理成章。是吧?

但是对于特区的想法,最早是谁提出的?也不是邓小平。我做过研究,大约是1979年的2月,因为逃港太厉害,宝安县召开过干部扩大会议,研究该怎么办。当时干部群众都积极地提出来,要么把政策放宽,要么让我们自由去香港。也有人提出新政策,就是划出来一个地区。因为之前61年、62年在边境曾经划了14个公社搞开放,文化革命把这个禁了,群众还记得,就提出现在可以把这个恢复过来。档案有记录,当时一个姓郑的下层干部,提出了“可以建个特区嘛”。这是“特区”两个字最早见诸于文字的记录。据我所知,在这之前,也有人提出来过特区,但是并没有留在档案里,郑姓干部,好像叫郑景平,这个人我一直没有找到。

当时的宝安县就是这么一个气氛,群情激昂,要么跑,要么就搞开放。政府也没能力强控,所以一切就自然而然浮出了水面。在这么个氛围中,习仲勋知道改革开放对稳定边境有作用,就去北京汇报,过程就是这样。习仲勋在跟邓小平交谈中,很有可能说起过宝安县的种种氛围,所以才有邓小平“那就叫特区”的话。

把逃港视为人民内部矛盾

习仲勋后来很快就调到北京了,但在调走之前,还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结束了持续30年的“大逃港”。怎么结束的呢?我曾经当面问过他一个问题。我们见过不止一次面,所以比较顺便。我就问他,“习书记,到北京汇报的时候,你怎么就敢于说,如果广东是个独立王国的话,我们早就搞上去了。”这个是原话。他很随和。他说:“小陈啊,你不知道,我们的认识也是逐步提高的。以前呢,逃港是被当成是敌我矛盾。我们做思想工作,教育大家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不好。但是抓起来不行,思想教育也不行,最后我们才想到要把经济搞上去。”所以他把逃港这个事,从敌我矛盾变成了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他对逃港做的事情,就是他1979年11月去澳大利亚访问,从澳大利亚回来经过香港时,跟港督麦理浩会谈。当时因逃港太厉害,中英关系又有所改善。习仲勋提出,以后的逃港者你们不要接受了,因为我们要搞改革开放,也需要人。港督也提出,逃港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受不了了。这一次会谈,奠定了后来“即捕即遣”的基本共识。到了1980年,双方正式签订协议,开始实施“即捕即遣”,这样,30年的“逃港”基本就结束了。

改革也要付出代价

深圳特区建立起来以后,争议一直存在。很多问题,外界并不知道。深圳既不是一尘不染,也不是特别糟糕。我写《深圳史记》,会写到“最初的腐败”是怎么产生的。这是因为旧的计划经济体制被打破,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在摸索中,于是产生了许多漏洞。最先去摸石头的人,很可能就掉到水里了。写中国的改革开放,不能只写成功者,还有很多进了“笼子”的失败者。他们中间不少人是在改革的探索中犯错误的。这里有个人的原因,更主要是体制的原因。可以说,开始是探索,后来就成了腐败。千千万万的钱从手上过,也没人管,就拿一点吧。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就成了腐败。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间,这是普通的教训,这是历史。

真正的改革开放,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那么好听,是很残酷的。我举个例子,深圳最早的建设者是两万工程兵,他们是最一尘不染的。但是在深圳这个环境里,他们要竞争。如果没有资金实力,又不懂像香港人那样搞贿赂,就拿不到工程。拿不到工程就发不出工资,发不出工资老婆孩子就买不起菜。最苦的时候,工程兵的这些家属带着孩子去市场捡菜梆子,这是事实。不是要竞争吗?竞争就要付出。就要有些人吃不起饭,就得过那种苦日子。有一个工程兵战士叫胡兴岳,他跑回四川卧轨自杀了。他死的时候,在身上藏着一封信,写着人比人气死人。深圳的崛起,绝不是表面上的那么光彩照人,多少人付出了鲜血,多少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才是真正的改革开放。很多记者,没有真正的深入进去,都是以歌颂为主。

八十年代的时候,深圳在政治改革上,也有过很多探索。今天很多人不知道了,比如说,当时有人提出,深圳可以发行自己独立的货币,深圳也可以设立一个“总督”职务等等。深圳在政治改革上的很多探索,其实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我举一个例子。

街对面教育了街这边

改革刚开始的时候,沙头角,街道的两边,两种不同的状况。对面的商店,开门营业,起码有十二个小时。我们这边呢,开几个小时就不开了,商品反正有也好,没也好,能不能卖也没人管。反正是国家的大锅饭,员工按时拿每个月的工资就行。香港那边呢,商店是老板的,不一样。这个时候,深圳这边就开始想办法。不能对面总挣钱,而我们总亏钱啊。香港那边的商店搞得那么好,难道社会主义还比不过资本主义?这时候,有人就跳出来搞承包,就像农村的土地承包一样。比如我承包了这个商店,我负责,每年上缴多少钱,剩下的就是我的。市委当时同意了。

这样积极性很快就上去了。商品马上就丰富了,营业时间也延长了,营业额大大提高。但是问题来了,以前这个商店有党支部,现在搞承包了,是那个承包的人说话算数,那这个书记怎办?当时就想了个办法,党政分开,让书记兼任工会主席,搞组织发动,真正张罗经营的,就搞市场经济。这是党政分开最早的萌芽。街对面教育了街这边。当时也不止沙头角的商店有这个问题。这样的问题,八十年代,在深圳很普遍。党政分开,是经济发展的必然。我的《深圳史记》写到1997年,之后深圳就没有什么可以写的了。但这也不是深圳本身的问题,因为再改就是政治体制改革了。■

《超讯》2018年5月号

貿易戰餘波未了 中美邁進全面競爭時代

中美關係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兩國之間各個層面的競爭還會越演越烈。只不過,這種競爭,並不會激化成對抗乃至戰爭。正如剛剛結束第三輪中美貿易談判,因為兩國之間可以互補的地方太多,各個方向上,都有可能在將來通過談判化解紛爭。這或許會得出一個結論,就是當下在中國人云亦云的「修昔底德陷阱」,在中美之間其實並不會上演。

不過,美國似乎有人並不滿意中美談判的結果,早前彭博社文章指前白宮首席策略師兼美國總統顧問班農斥責姆努欽,稱特朗普一年來完成的對華局勢改變,被姆努欽「一個週末就糟蹋了」。他稱「中國與我們的貿易戰還在繼續」,談判「沒抓住重點」,讓中國「轉危為安」了。美國總統特朗普也認為仍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中美不開戰,非對抗的全面競爭難以避免。

中國宣佈降低汽車進口關稅

5月22日,中國財政部宣佈,自2018年7月1日起,降低汽車整車及零部件進口關稅,這是中美貿易協定達成後,中國在對外開放方面的承諾開始落實的表現。隨後,必然還有更多的降低關稅舉措。如果把時間回溯到一周以前,令全世界屏息凝視的中美貿易戰,還處在膠著與未知的狀態。因為擔心兩個最大經濟體的衝突,半年以來很多企業和個人都在做著財務避險的準備。但這一切,卻被一紙協定予以化解。

北京時間5月23日,特朗普在記者會上說,他打算對中興罰款13億美元,並更換新的管理層與董事會,以代替之前禁止中興七年內從美國採購零件。他說,這麼做,是因為之前的制裁令出台之後,他開始從美國公司那裏聽到抱怨,說這會讓中興關門,並傷害到他們。

中興事件可謂是中美貿易戰準備階段最大的事件。4月16日晚,美國商務部發佈公告稱,因為中興沒有認真執行之前的處罰要求,現在開始,美國政府在未來七年內禁止中興通訊向美國企業購買零件,包括中興各項業務所需要的晶片。這瞬間讓中興的主要業務無法展開,公司面臨停頓狀態。中興是中國高科技產業的代表,因美國一紙禁令而面臨關門危險。這一方面震驚了中國國內領導層,讓中國自身意識到,與美國對抗所可能會造成的嚴重後果,另外,也威脅到了美國的廠商,畢竟中興已經是美國第四大手機品牌和世界三大通訊服務公司之一,與美國企業也有緊密聯繫,制裁中興也會波及到他們。更令人擔憂的是,如果中美貿易戰繼續打,更多中興一類的企業都可能會受到美國制裁。這對雙方都將造成巨大傷害。

中美貿易戰,還未開始,便已中止。5月19日,出訪美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劉鶴,率領中方代表團與美方達成協議,共同發表《中美聯合聲明》,「雙方同意,將採取有效措施實質性減少美對華貨物貿易逆差」,同時「雙方同意鼓勵雙向投資,將努力創造公平競爭營商環境」。用劉鶴的話說,就是「此次中美經貿磋商的最大成果是雙方達成共識,不打貿易戰,並停止互相加徵關稅。」

美國原計劃在6月份結束對華加徵關稅產品清單公示期,啟動232條款與301條款相關的制裁行為,對涵蓋1300種包括工業技術、運輸及醫療產品徵收25%關稅。在5月初的北京談判中,雙方沒有達成具體協議,之後不到半個月的時間裏,劉鶴又緊急赴美展開第二輪談判。現在,貿易戰總算中止了。美方發動貿易戰,現在之所以願意中止,條件在於中方答應減少貿易逆差額。去年兩國的貿易逆差額3752億美元,未來將逐漸減少2000億美元,並且中國降低關稅,擴大進口。而中國降低貿易逆差額的方式,是從美國採購農產品與能源產品。

新的貿易協定製造雙贏

新的貿易協定,對當下中美兩國的政治,都有巨大助力。一方面,一旦中美貿易關係徹底走向對抗,中興公司必然受到影響,隨之而來的,不止是中興八萬員工的失業,還有更多相關產業鏈也將發生關門潮,這除了會對中國造成經濟打擊,也可能引發社會問題。而在美國,特朗普即將於11月面臨中期選舉的挑戰。現在中方擴大從美國採購農產品和能源,幫助特朗普穩固在農業地帶的票倉,同時也擴大美國能源行業對特朗普選舉中的支持。這從短期政治來說,無疑也是雙贏。

當然,中美之間在貿易問題上暫時中止激烈對抗,並不是說中美關係就要走向一片坦途。塑造了特朗普路線,但現在已與特朗普決裂的總統前戰略顧問史蒂夫·班農堅信美國同中國正在進行一場贏者通吃的較量。他說,「我們正在與中國打經濟戰。25或30年內,我們中的一個將成為霸主,如果我們沿著這條路走下去,霸主將是他們。」所以,美國國內,依然有大量智囊認為,中美的對抗還將持續。

貿易以外的問題更嚴重

在貿易問題之外,安全問題、台灣問題、南海問題等等,也同時橫亙在中美兩國之間。今年元旦之後,美國開始實施印太戰略,國防部長馬蒂斯先後尋求與印尼、越南進行軍事「合作」。美國航母卡爾文森號也在3月訪問越南硯港。這是1975年越戰結束43年後,美軍最大規模的武力重現越南;而越南最近幾年已因南海主權問題,與中國始終存在潛在衝突。美國拉攏中國周邊國家,軍事上圍堵中國的策略明顯。

直接的軍事交鋒,也時有發生。1月17日,美國「雷柏」號導彈驅逐艦從黃岩島西南側擅自闖進中國12海里範圍,中國海軍予以警告並進行了驅離。3月23日,美國海軍勃克級神盾級驅逐艦「馬斯廷號」(USS Mustin),在南中國海海域實行「航行自由」行動,進入南沙群島美濟礁12海里範圍內,並實施相關戰備操演。中國宣稱,立即調派570艦—054A型導彈護衛艦黃山號、514艦—056A型護衛艦六盤水號,一小一中兩艘艦,以包夾方式迎向美艦識別查證,並予以警告驅離。這類小交鋒,兩國在南海不斷上演。

美國重打台灣牌

更嚴重的衝突在台灣。2018年3月16日,《台灣旅行法》在美國國會通過後,獲得總統簽署生效,此法是繼《台灣關係法》後,另一部現行與台灣相關的美國國內法。3月20日,美國國務院東亞暨太平洋事務局副助理國務卿黃之瀚抵達台北進行訪問,這是美國《台灣旅行法》通過以來首位到訪台灣的美國國務院高級別官員。美方這一安排顯然是探測中國大陸的反應,為更高層級的互訪做準備。

美國也在準備實現對台軍售常態化。4月24日,參議員賈德納提出「二○一八年亞洲再保證倡議法案」,重申美國基於台灣關係法與六項保證對台灣的安全承諾;法案支持對台灣軍售常態化,以及增進華府與台灣之間的外交與國防接觸。5月份舉行的美國2019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草案進行表決,內容除了強化台灣軍事力量外,並指出依據《台灣旅行法》,美國應派遣高階軍事官員訪台。

美國國會悍然通過《台灣旅行法》

儘管中美貿易戰中止了,但中美關係進入新的階段。這是一個激烈競爭的階段。美國政治家基辛格在《世界秩序》書中說,「21世紀的主要競爭者是美國和中國」。英國劍橋大學學者馬丁·雅克直截了當說,中美關係的「實質發生了變化」。眼下,中美關係正變得越來越具有競爭性。中美兩國雖在經濟和社會方面聯繫緊密,但在政治上和戰略上是敵對的,雙方戰略利益是有衝突的。中美戰略競爭因素不時主導了兩國關係的氣氛。美國軍事佈局從思想觀念、部署、技術研發等領域正準備對華的潛在衝突。

但是,競爭是不是就會走向對抗,甚至戰爭呢?如中國入世談判代表龍永圖所說「美國強大對中國是好事」,中國近40年的高速發展正是在強大的美國所主導的世界秩序下實現的,中國不會與美國為敵,中美走向全面對抗完全不可能。當然中美之間也會存在摩擦,但這種摩擦是正常範圍內的良性競爭,不是美蘇冷戰式的惡性對抗。

中美處在同一個市場,同一個陣營中,可以說打擊中國就是打擊美國,打擊美國就是打擊中國,並且兩國對抗不僅會損害兩國的利益,更會殃及與兩國經貿聯繫緊密的其他國家,全世界都會受傷。在地球村建設如此成功的當下,中美之間根本沒有發動戰略對抗的經濟空間。政治上同樣如此,地球上任何熱點問題的解決都離不開中美之間的通力合作,朝核問題即是顯例。

鬥而不破  和而不同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美國研究中心研究員卞慶祖說,中美關係30多年來從不是一帆風順,而是「鬥而不破,和而不同」。基本規律是「起伏不定,螺旋上升」。中美關係雖時有起伏,但恢復力強。兩軍關係也變得更有韌性,在危機管控和建立相互信任措施方面不斷取得進展。

中美之間的競爭,不會走向對抗,更不會走向戰爭,有其歷史與現實的根源。特朗普所追求的,是讓美國再次偉大。中國最近五年來,則是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兩者都在追求重回歷史上的輝煌時刻。這導致兩國都拚命向前奔跑。但是,美國的偉大時刻是什麼樣子呢?中華民族的復興又會是什麼狀態?

中國與美國,從文化與歷史上來說,都不是追求擴張型的帝國。美國始終在孤立與國際主義之間搖擺。特朗普所追求的偉大,與歷史上的門羅等孤立主義者相呼應。他在競選階段就揚言從敘利亞撤軍、退出TPP。不同於時時刻刻都謀求領土擴張的俄羅斯,更不同於曾經締造日不落帝國的英國。西半球得天獨厚的環境,令美國的孤立主義綿延不絕。

作為一個中央帝國,中國也有孤立傾向。歷史上喜歡用長城與外界隔絕。即便到今天,中國貨行銷世界,中國人紛紛遠赴重洋,但安土重遷、不願錦衣夜行的傳統依然存在。除了貿易因素,中國政府同樣很少願意插手別國事務。這既有不願干涉別國內政的既定政策原因,也有中國人文化中內外有別的因素。中國講究「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中美兩國都樂意自給自足,對內的重視程度遠超過對外。這與英國、日本這類島國截然不同。歷史上的美國,曾被丘吉爾拖進了冷戰。但是當蘇聯解體,美國人便趕緊宣佈歷史已經終結,不再繼續糾纏於意識形態的對立。中國同樣,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實用主義大於一切。

所以,這兩個國家都不奉行非此即彼的文化。這說明,兩者儘管會競爭,但是不至於走向對抗,更不會走向戰爭。

另外,今天世界性的麻煩,往往處於各個國家內部,比如失業問題、環境問題、貧富不均等等。所有這些問題,都不是找一個敵人,並且打敗他就可以解決的。現在已經進入了後現代的政治。從法國大革命以來的現代政治,在今天或許已經失靈。因為當代政治中,根本無法劃分敵我。美國與中國會是敵人嗎?美國是誰?中國又是誰?蘋果手機、麥當勞、聯想電腦等等,他們是誰的?市場經濟令大家進入了同一個生態系統。這個系統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修昔底德陷阱」是假命題

在中國,人云亦云的「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會回應這種威脅,這樣戰爭變得不可避免。此說法源自古希臘著名歷史學家修昔底德,他認為,當一個崛起的大國與既有的統治霸主競爭時,雙方面臨的危險多數以戰爭告終。所以,面對中國的崛起,中美之間是不是必然會有一戰。

「修昔底德陷阱」只是在中國傳媒界流行的討論,在西方學界並沒有多少人知曉。但是,人們將當前中美兩國關係,與兩次世界大戰之前的英國與德國關係進行比較,總是嘗試找到類似軌跡。這或許會陷入一個誤區。就是今天的情況,與兩次世界大戰時,已有了根本的不同。

無論第一次世界大戰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不同的陣營,背後都有不同的經濟集團表達自己的經濟訴求。這種訴求長久而持續。將經濟主張融入政治,讓政治走向激烈的對抗,最終成了極端的戰爭。今天,同樣也有相互敵對的經濟陣營。比如可能會影響特朗普在11月中期選舉中勝敗的農業州選民,所以中國要大量進口美國農產品,滿足特朗普的政績需要,以緩解中美之間當下的衝突。但是,現在這些陣營的壽命都太短,還不足以持續影響,讓政治走向戰爭的極端狀態。因為今天的產業升級太快了,很快經濟陣營就面臨內部重組。一旦重組,舊有的訴求也發生變化,他們的政治主張自然也會變。

也就是說,今天的經濟陣營,會比國家完成一個對抗週期的壽命更短。所以他對對抗的推動,長遠來說也是無效的。在中美貿易爭端期間,特別是美國制裁中興之後,世界晶片產業都面臨低迷。美國最重要的手機製造商蘋果公司在五個交易內,連續下跌,市值蒸發800億美元。所以,蘋果公司成了美國遊說總統停止打貿易戰的代表。

美國憂慮中國產業升級

今天,美國國內很多人憂慮中國的產業升級,也就是《中國製造2025》方案。中國要從製造大國轉型成「智造大國」。其實,美國同時也在進行這種升級,AI、大數據、自動駕駛,等等,中國所追求的,美國同時也在追求。兩者都在爭奪誰先佔領「智造業」。這是幾乎同時起步的競爭關係,而不是中國崛起,美國就沒有了機會。而是兩國都不知道機會的邊界在哪裏,都在拚命向前跑,對抗或者戰爭,並不能直接讓對方退出競爭,顯然也不能讓自己宣佈獲勝。因為無論對手如何,自己都要展示巨大的創造力,才可真的將產業升級進「智造業」。

政府之間的競爭,今天每個國家,都在內部面臨著巨大的調整。政府能否化解,是他們合法性的來源,中國雖然沒有政府的選舉輪回,但是這種壓力依然存在。政府想說再次偉大,或者復興,但什麼才是再次偉大或者復興?無法說清楚,只有在比較中,才能自認為可以找到自己的方向。所以就要比較。政策的比較、形象的比較、互相在海外勢力的比較等等。

比較不是手段,比較就是目的。兩次世界大戰時,那種對抗,有一個目的,就是征服或者佔據市場。今天的征服毫無意義。所以美國的政策是撤軍,從伊拉克、阿富汗、敘利亞撤軍。而佔據市場,在兩國產業根本融合在同一個生態系統中,而不是非此即彼地競爭時,取而代之地佔據市場也變得沒有意義。今天,中國手機佔領非洲市場。如果把中國商家驅逐,美國就可以佔據舊有中國廠商的份額嗎?顯然不會,蘋果手機是非洲低收入階層無力問津的產品。更何況,蘋果手機本身也是在中國製造,能算美國產業嗎?

應為中國崛起創造寬鬆環境

在兩國的競爭中,中國不會放棄,美國也不會放棄。合作還是符合長遠利益。只不過,競爭也會是激烈的。伴隨著最近一年來,美國的進逼,中國的各類問題紛紛暴露。比如中國的外匯制度等等。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王永中對《超訊》表示,美國政府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已從徵收懲罰性關稅向制裁中國高新技術領軍企業的方向發展,如對中興實施貿易禁運、調查華為和聯想的商業間諜行為等。這令中國政府應該從長計議,克制反應的力度,控制貿易戰的規模和領域,儘量為中國崛起創造一個較長的穩定、寬鬆的國際環境。

而現在,伴隨著中美貿易戰的暫時中止,這種較長穩定、寬鬆的國際環境,或許已經有了。但是潛在的危險依然存在。一方面,是中國國內與美國國內的激進派,他們紛紛主張更強烈的與對方的對抗,很有可能會破壞這種穩定、寬鬆的國際環境。另一方面,則是中國在制度上,並沒有做好應對開放與競爭的機遇,只是用「拖」字訣應付暫時,而拒絕進行制度上的改革。最後,一切又回到了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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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鏈產業的爭奪戰

學術界在解釋中國經濟成功時,喜歡引用一個理論「後發優勢」。因為後發,所以沒有包袱,可以直接向最先進的技術進攻,起點反而可能更高。這一解釋很有道理。中國在過去四十多年的發展中,往往跳過了很多階段,比如跳過了支票階段,支票從來沒有普及,卻直接使用電子支付;比如很多家庭沒有安裝過電話,卻一步到位開始使用智能手機等等。這種成功,潛移默化中,已經讓上上下下對於後發優勢的追逐變得司空見慣。

現在如火如荼的區塊鏈熱潮,背後就是人們想借「區塊鏈」這一新事物,實現後發優勢趕超對手的反映。區塊鏈在任何地方,都是新鮮事物,如果誰能奪得頭籌,那麼未來也將持續領先。所以就算中央政府高度警惕因區塊鏈而衍生出來的數字貨幣代幣發行「ICO」所帶來的金融挑戰,但是商界與各級政府,對於搶佔區塊鏈高地的迷狂,也並沒有絲毫削弱。

錯過了工業發展階段,錯過了互聯網階段,如果能在區塊鏈時代實現「彎道超車」,那麼經濟前景無疑極為誘人。而區塊鏈,正是被媒體和各種「專業人士」鼓吹,是互聯網之後下一個基礎性的應用。無論是不是真的,都不容錯過。萬一是真的,卻錯過了,那無疑將再度成為競爭中弱勢的一方。

中國各級地方政府,最近開始為了抓住區塊鏈的浪潮,紛紛成立各種區塊鏈產業園。目前規模最大的,恐怕在杭州。4月9日下午,在杭州餘姚區,「區塊鏈產業園和浙江雄岸區塊鏈戰略發展研究院」正式揭牌。與該研究院配套,還有基金規模達百億的「雄岸全球區塊鏈創新基金」。專門用來投資跟區塊鏈相關的專案。其實,在過去幾年的區塊鏈投資中。浙江已經成為全球性的贏家。只不過,過去主導投資的,並非是杭州政府這類的官方機構主導,而是民營資本為主。

同樣位於杭州的萬向集團,是中國最具競爭力的民營企業之一。2015年,該集團已經設立5000萬美元區塊鏈基金,這個名為「萬向區塊鏈實驗室」的基金,在 Vitalik Buterin 創立以太坊之初,投入50萬美金,換取了41個以太幣(ETH),如今這筆投資的回報已經超過了三億美金。堪稱投資史上最成功的投資之一。

中國湧現區塊鏈產業園 

其實,區塊鏈產業園,杭州並不是唯一,重慶渝中區塊鏈創業產業園、廣州越秀國際區塊鏈產業園、新疆伊寧區塊鏈產業基地等等,也在悄然現身。中國各級地方政府,追逐「後發優勢」,為了區塊鏈時代佔據制高點,已經開始了如火如荼的競爭。

這種競爭不止在中國,在世界範圍內也同樣存在。日本,自從1990年開始,日漸淡出了國際金融市場的核心區域。但近年來卻熱切擁抱跟區塊鏈、數字貨幣相關的事務,被視為希望借區塊鏈重新奪回自己在上一輪競爭中失去的領地。瑞士,昔日的私人銀行天堂,近年來卻下滑明顯,現在同樣熱情擁抱各類數字貨幣,作為目前最廣泛的應用,以太坊就選擇到瑞士建立總部,這可謂瑞士的成功。

在中國中央政府針對ICO的禁令下達以後,各類跟區塊鏈、虛擬貨幣有密切關係的風雲人物,變得惶惶不可終日,有些人甚至避居海外。一度傳言,有關部門對虛擬數字貨幣領域相關的兩千多人發出了「邊控」的命令,這些人無法輕易離開中國。不過,現在情況似乎有些回暖。

被視為中國比特幣首富的李笑來,4月9日下午出現在了杭州,他與浙江省政協副主席孫景淼,杭州市委常委、餘杭區委書記毛溪浩等人,共同為區塊鏈產業園揭牌。而在這之前,媒體報導,他在去年9月之後已經到了日本,與薛蠻子等人以日本為基地,開創新的區塊鏈事業。而現在,他卻悄然歸來,並且成了政府區塊鏈產業園的座上賓。

令人莞爾的是,一年前,李笑來曾在微博上說,「最近聽到最搞笑的想法就是所謂的『區塊鏈產業園』」。現在卻投身進去,箇中原因,外人難以臆測。ICO融資應用目前算是最成功的區塊鏈應用,2017年在中國的ICO浪潮中,李笑來是核心人物。這也是他在9月份針對ICO的禁令出來以後避居日本的關鍵原因,而現在,李笑來獲得政府背景的基金接納。這意味著,新一輪的區塊鏈熱潮啟動了?

區塊鏈時代只是剛剛開始 

不管監管環境以及市場如何波動,相信區塊鏈就是下一代經濟發展基礎架構的人,從來沒有放慢腳步。嘗試打通不同區塊鏈之間資訊和應用交換 Open Platform 團隊,最近獲得2.5億美金的認購意向,這個位於美國矽谷的團隊,計劃通過 Open Api 讓不同的區塊鏈連成一體,實現各個鏈上應用程式的雙向交互,並且也可以與區塊鏈之外採用了 Open Api 的互聯網應用實現資訊和加密貨幣的交換。嘗試打通鏈上鏈下。Open Platform 團隊近日接受《超訊》記者專訪時表示,「我們始終認為,現在只是在區塊鏈時代開始的初期——就像20世紀90年代後期只是互聯網時代的開始一樣。」

時勢造英雄,英雄也可以引領時勢。在工業革命之後,人類的經濟發展,每隔幾十年,就會有更新換代的變化。現在隨著技術變革的加速,這種更新換代的頻率越來越快。隨著區塊鏈的大潮到來,無論下一代經濟是不是按照目前人們所理解的方向推進,肯定會有變革,這一點是可以確定的。伴隨各級政府、各類商人,以及各個技術團體的資源投入,這個變革的方向,或許也可以變得更為確定。區塊鏈產業的爭奪戰,說到底,就是爭奪對於這個方向的掌控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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