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11日 星期一

【新春采访】李永峰:对未来的研究,需要想象力,更需要思辨力

过去一年的阅读大多数为稻粱谋,值得记录的并不多。根据问题,大致想到了这三本书。

1.在这一年的阅读经验里,有没有什么书令你觉得名不副实?

冯象:《我是阿尔法:论法和人工智能》

自从阿尔法狗打败人类顶尖围棋高手以来,由人工智能而引发的焦虑已经蔓延到了各个行业。对于人类所可能遭遇的机器人威胁,冯象给出的答案是:“机器人若是追逐私利,以一己的自由幸福为价值目标,则不免把人当成工具或支配对象,给人类带来损害和灾难。”故“人类为免遭机器人战争,就只好放弃市场资本主义。取而代之,以AI重启计划经济——此外别无消灭分工,实现共产主义的胜机。”人工智能的时代还未曾到来,是个未来时态。对未来的研究,需要想象力,更需要思辨力。深刻的思辨将能够提前揭示未来的局面。不过这两方面,冯象的书并没有看到太多。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基于当时的条件,通过想象与思辨,提出了共产主义设想,这是伟大的成就,虽然他也并没有推导共产主义社会的细节。今天的社会,与马克思时代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人工智能的问题确实跟资本主义有关,但资本主义真的是其核心症结吗?冯象未经思辨,也未考虑过去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的困境,却直接给出了一个重启计划经济的药方!……这本书除了《我是阿尔法》一篇核心长文之外,另有一些法学文章。因为年终之际,看到几个好书榜单中出现了这本书,所以我才找来读。结果感觉实在名不符实。

2.哪些书你觉得被低估了?

丹·西蒙斯:《海伯利安》

谈不上低估,但至少目前在中国知名度一般。最近因为电影《流浪地球》火爆,人人谈论科幻电影的崛起。电影工业我不懂,但中国人对科幻的阅读,可能却要迎来一段小高潮。所以,这个时刻,我觉得更好的科幻应该进入人们视野,比如《海伯利安》(Hyperion)系列。当下人人爱谈论的《三体》,在我的科幻书单里,也绝对是经典,2011年我还代表香港书展主办方邀请刘慈欣到香港演讲。不过,对于科幻的关注,不能一直停留在《三体》。为什么要说《海伯利安》更好呢?唐诺在评价勒卡雷时说,“一如我们不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的兄弟们》和《罪与罚》并入推理犯罪小说一般,……勒卡雷小说‘不仅仅’是间谍小说而已,说勒雷卡是间谍小说世界的只此一人,也并不是多高的一种赞誉,有一大部分的勒卡雷应该被正确置放到小说整体的经典世界才公允。”同理,《三体》是世界级水平的科幻小说,但《海伯利安》“不仅仅”是科幻小说而已。《海伯利安》系列的故事非常繁复与庞杂,在人类与人工智能长久冲突的框架下,核心主题还是与命运的对抗。整个系列从七名朝圣者前往时光冢开始,神父、军人、诗人、女侦探、圣徒、领事以及学者和他处于返老还童状态中的女儿。朝圣者的故事串起整个宇宙内的恩怨与政治。而这里,作者丹·西蒙斯(Dan Simmons)是根据每个朝圣者的特征与人格,用不同的文笔来书写他们的篇章。其中光是诗人在诗歌之城的章节,就足以艳绝科幻小说之林。海伯利安的名字,来自于英国诗人济慈未完成的诗篇《海伯利安》。在这个时代,续写济慈,最好的文体,反而应该是想象未来的科幻小说?不过,这个系列也有个缺点,就是太长了。我个人只推荐前两部《海伯利安》与《海伯利安的陨落》。

3.又有哪些堪称经典的书,你认为现在却被人遗忘了呢?

齐慕实:《邓拓:毛时代的中国文人》

不是被遗忘,而是没有受到重视。最早知道有这本书,是刘东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预告中。但这本书最终并没有在这个系列出现,而是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中译本。其原因应该也不难猜想。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齐慕实(Timothy Cheek)的这本书,一如译者所说,“是一本对研究现当代中国至关重要的史学大作,理应及早翻译出版”。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邓拓的传记,处理的是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的关系。过去四十年来,这是热门话题,今天的公共舆论中,这也是经久不衰的讨论题目。从反右到文革,在中国的党政结构中,被视为统战对象的那个知识分子群体,遭遇了太多苦难。所以四十年来的研究,大多也是站在这个群体的立场上,控诉和反思,他们的轻信、他们所面对的体制的残酷、他们昔日离开大陆的朋友们的明智,等等。这类研究隔绝了另一个知识分子群体,那就是非统战对象、已经进入党政决策高层的知识分子。针对这些知识分子的研究,往往在高层政治研究的范畴内才会出现。隔绝这两个知识分子群体,对于理解中国革命,可能会出现巨大误差。

这两个类别的知识分子,本质也许并没有什么区别,区别只在于他们是在不同的阶段参与的革命。齐慕实认为,邓拓对党的服务:既有古代士大夫的忠诚和文化精英的个人优越感,又结合了民族主义、革命、以及列宁式民主集中制下服从组织原则等新思想。革命的后期阶段加入、党认为还未曾完成驯化、所以被视为“统战对象”的知识分子,难道不也是如此为党服务的吗?而党又是谁组成的?不过是更早一批的知识分子。酝酿于北京大学的那个党,虽然自称工农联盟为主体,但其领导核心从来都是受儒家影响有救世情怀、接纳了共产主义救世话语的知识分子,唯一的工人出身的总书记,只是个不光彩的过眼云烟。党的统治秩序中,农民被“剪刀差”残酷盘剥、工人深受驯化甘做螺丝钉,而知识分子则通过贡献才智,向下扮演类似“神父”的管理者和宣传者的干部角色。只是在毛的后期,这个这个知识分子政党才发生蜕变。这也是这本书的精彩研究部分。毛的后期抛弃了“行政管理型毛主义知识分子”,任用追随他个人的“信仰型知识分子”,在文革中对整个官僚体制进行了颠覆。但“信仰型知识分子”难以完成管理国家的任务,最后要依赖军人出马“军管”。军人自然是非知识分子的,吊诡的是,军人的领袖林副统帅,最后却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祖师爷孔子联系在了一起,受到“批林批孔”的大批判。所以,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的问题,还有太多未曾被发掘的地方。四十年来,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夹杂了太多的恩怨,这本原著出版于1997年的书,我认为是少有的深刻之作。只是,中文版出版以后,在豆瓣等平台,得到的评价似乎并不高。所以我想特别推荐。■

当代新儒家的“汉宋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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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被废除以后,儒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于社会的指导作用迅速减弱。但中国社会并没有真正进入一个去意识形态化的过程。紧随其后,除了军阀动荡时期外,定鼎中央的政府总会鼓吹新的意识形态尝试指导社会,那就是各种主义。但在中国文化的生态里,绵延几千年的儒学,并没有随着科举制、文言文、线装书、跪拜之礼淡出生活而真正地淡出中国历史。儒学的影响依然在,只是在日常生活中的生命力日渐削弱。但无论如何,中国人是无从回避儒学问题的。以后,儒学将扮演一个什么样角色,其实已经成了一个问题。

一九五零年,由唐君毅、张君劢、牟宗三、徐复观四先生联署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被视为“当代新儒家”的宣言。这个宣言认为,各个外来主义所发展出来的专政思想,在中国必然是不能长久的。而中国所需要的现代科学、民主与政治,需要跟儒学结合。而儒学,当以心性之学为本源。宣言更反对从清代至五四,知识界对于心性之学的排斥,认为“古文尚书所谓尧舜禹十六字相传之心法,固是晚出的,但后人之所以要伪造此说,宋明儒之所以深信此为中国道统之传之来源所在,这正因为他们相信中国之学术文化,当以心性之学为其本源。”未来还需以儒学为本位,完成中西哲学的会通,进而由“内圣”开出民主的“新外王”。

后来,随着儒家文化圈内亚洲四小龙台湾、香港、韩国、新加坡在全球竞争中所收获的巨大成功,儒家文化基础与现代体制的结合,引发了全球性关注。八十年代,师事徐复观,且受牟宗三影响的杜维明,在新加坡进一步系统阐述儒家伦理对于亚洲四小龙经济体的作用。这让本来就立足港台与海外的申张心性之学的“当代新儒家”获得了极高的世界声誉声誉。但由“中国文化宣言”而发端的这一派新儒家,并不是当代唯一尝试重新启动儒学现实生命力的派别。

念法律出身、翻译过英国保守主义者埃德蒙·伯克著作的蒋庆,发现在疾风骤雨的二十世纪,儒学应当是中国政治保守主义的根基,所以提出了当代儒学发展的另一路向,那就是政治儒学,主张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后来,专业的儒家哲学研究者干春松,对政治儒学的提法进行了深入发挥,用“制度化的儒家”来具体化政治儒学。认为清末新政导致制度化儒家解体以后,康有为、陈焕章和孔教会已经进行过儒家重建制度化的路径探索。随后,更多上接康有为道统的新儒家在中国大陆出现。

晚明以后,由于对宋明理学“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反动,清代儒学内部发展的核心脉络就是用汉代之学来对抗宋明理学,是之谓“汉宋之争”。但汉学内部又有今古文之争。康有为继承了常州学派和廖平等人对于今文经学的重新发掘,直接将今文经学纳入当时的现实政治改革方案。一方面,认为当时儒家所尊奉的古文经书,是王莽篡汉时,刘歆为了新莽政权的合法性而伪造,所以在儒学内部也不具有合法性;另一方面,儒家经典中所描述的最理想的社会状态,不过是孔子为了推行政治改革而设计出来的,并不是真实存在过的,孔子只是“托古改制”,“孔子拨乱升平,託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尤注意太平,託尧、舜以行民主之太平”。所以,康有为自己的改革,完全是符合孔子之意,并没有离经叛道。这构成了康有为发动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

在中国历代读书人中,康有为地位独特。他从一个乡间儒生,走向国家学术与政治的中心,搅动晚清民国政坛。他对于几千年来儒家论述的重构;他对于皇帝与政局的影响;他依靠开坛讲学所培养出来的众弟子在政界南征北战……这些在在都是中国儒家学者梦寐以求的。康有为最后并没有成功,如果成功,其功绩简直可以上比汉初博士叔送通。或许是这个原因,中国大陆谈论政治儒学的新儒家,建立起来了孔子-西汉今文经学-康有为-大陆新儒家的学统论述。这与讲求心性之学、活跃于港台的新儒家不同,他们的学统上是上接宋明,由孔子-孟子-韩愈-宋明诸儒-熊十力及“中国文化宣言”诸先生,这样延续下来。

同样都是在晚清以后尝试重新激活儒学的生命力,同样也都打出了“新儒家”的旗帜。但两派的分歧已经越来越明显。这种分歧在牟宗三弟子李明辉接受大众媒体采访,公开表示我不认同“大陆新儒家”之后摆上了台面,并且掀起了一场论战。这两派新儒家不止对于现实政治有不同态度,其背后更有明末几百年来儒学内部“汉宋之争”的背景。但“汉宋之争”也不是当代依然尝试重新赋予儒学生命力的学者仅有的选择。

曾借助考据文章《刘向歆父子年谱》打倒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理论的钱穆,对于主张“心性之学”的诸先生的新儒家也有保留。钱穆弟子余英时在《钱穆与新儒家》一文中说,“钱先生对宋明理学十分推重,这是毫无疑义的。但他不能接受理学家的道统观,并且指明其说出于韩愈模袭禅宗。”钱穆的立场更接近于清末阮元、陈澧等人的“调和汉宋”。当然,二十世纪,整个中国的政治与文化都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无论亲近前汉今文经学、宋学,抑或调和汉宋,都与百多年前有了巨大分别。儒学对社会与政治的主张,都必须是在与西方现代体制的对比之中接受各方审视。一九六零年,钱穆短暂访问美国,在一封给新亚书院同事程兆熊的信中感慨美国社会的富裕,“三代汉唐,断无此盛。”作为儒家,钱穆同样也一直在思考如何重新激活儒学的生命力,但钱穆及其弟子,并没有打出“新儒家”旗号。

在汉宋以及调和汉宋之外,晚清以来,儒学内部其实也有另外的论述尝试重新激活儒家的社会效力。他们所论述的学统,另有不同。作为五四运动的健将傅斯年,晚年对于传统也有了新的思考,借助现代历史语言学和统计学的方法研究“性”、“命”等儒家核心概念,他写出了《性命古训辩证》,提出真正能继承孔子道统的是荀子,而非孟子。且清代汉宋之争荒谬可笑。汉宋是一体的,“汉之道德哲学正是程朱理学的先声。”更重要的是,傅斯年反对过去经学对于史学的压制,认为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是史学而非经学,重新发掘中国文化生命力的典籍是《春秋》以下的史学著作,而非汉宋两派聚讼不已的经学。傅斯年及推崇荀子的史学先驱梁启超,也在尝试另外重建一种自孔子-荀子而下的儒学学统。

儒学的生命力来自于其内在的多元性,所以每个时代都有儒家学者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重构儒学的内在体系。这种重构,在政治介入的时代,变得比较生硬。比如明清朝廷将程朱理学定于一尊,则对于程朱理学的挑战很可能会被扣上是对于整个朝廷进行挑战的帽子。所以清代汉学家要避开义理之争,从典籍的训诂考据入手来发挥汉学对于程朱的反动。更早之前,儒学兴盛的汉代,不同的家法与门派,构建着不同的传统,这些传统远比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更丰富。《史记》作者司马迁也有一套自己的儒学学统,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这个学统是按照周公-孔子-司马迁这样排列。从刘向、刘歆父子及班固,则把他们的学统序列反应到了《汉书》里。

可以说,任何一个时代,当新的儒学派别出来时,都需要重新改写思想史,也就是改写学统,宋明理学家所称的道统。现在,新儒家已经出现了不同学统的序列。这是儒学发展史上正常的趋势。不过,在当代,真正推动儒学重新获得生命力的人,不止是那些打出“新儒家”旗号的人,还有其他对儒学怀有深厚感情的思考者。实际上,宋代“新儒家”是历经几百年才真正完成建构,从韩愈到朱熹,跨越了几个朝代。当下儒家所面临的挑战,更远胜于佛道挑战之下的晚唐儒学,所需时间也许更久?如何在当下激活儒家的生命力,是一场需要几百年的反复论辩与试错。今天重申“心性之学”的港台新儒家,与接着康有为讲今文经学(或者更细一点,只是讲今文经学中的公羊学)的大陆政治儒学,不过是这几百年论辩与试错的一个阶段。在这个意义上,当代新儒家的“汉宋之争”,如果真的存在,或许也并不是十分重要。

更为重要是的是,晚清以来,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的根基,虽然或隐或显地影响着中国社会,但在主义当道的时代,儒学其实已经处于边缘状态。不过,在中国大陆,情况似乎出现了巨大变化,外来移植的主义的意识形态,正日渐失去其合法性,谈马列已成了敏感事件。讨论新儒家似乎成了思想界唯一的政治正确。这对于政治野心绵延不绝的儒家学者来说,或许是机会。让儒学取代外来主义之意识形态,发挥社会指导之作用,接续民国之前儒家的统治地位,显然也成了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梦想而已,新儒家的理论建构远未完成,草率与政治结合,大概又要重复康有为在张勋丁巳复辟中的闹剧。■

2018年11月24日 星期六

江湖离我们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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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金庸,江湖与武侠的意象不会如此深入人心。但是有了金庸,我们对于江湖与武侠,又增加了多少误解呢?与《指环王》、《冰与火之歌》之类西方奇幻小说不同,金庸笔下的江湖世界并不是一个纯粹幻想的产物。江湖二字,在今天中国人的生活中,依旧是鲜活的。很多人依旧在闯江湖、跑江湖、混江湖。而翻检中国典籍,在分封制度崩坏的战国时代,作为带剑者的侠客,已经与儒者同列,“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侠客也至少曾经是一个独立的群体。

侠客与江湖,本来就在中国文化中有所传续。但是,在金庸“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小说之后,这种传续被重构了。侠客变成了萧峰、郭靖、令狐冲、韦小宝式,而江湖则成了主流社会之外的一个平行世界,不同门派合纵连横,可以有盟主,可以影响天下大势拯救万民于水火……金庸式的武侠与江湖,是“成人的童话”,更让人欢喜悲愁。但也因此,离中文语境中真实的侠客与江湖更远了。真实的侠是什么样的?

在探索儒者源流时,钱穆区分了“王官学”与“百家言”,认为古时候王官中的史官掌握“学术之全权”,但孔子时代,平民中已有学者成长起来,“百家言”可与“王官学”鼎立。“百家言”中的一派就是儒。而与之同理。孔子时代,乃至更早,大概“王官”对于武力的垄断也越来越弱,武术的传承是不是也经历了一个“王官学”与“百家言”分野的过程呢?如此,侠客与儒者一样,才可以四处出没寻找投效机会。

项羽年轻的时候,“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在楚国已经灭亡,失去诸侯地位沦为民间大族的项家,这个时候要寻找出路,也只能以儒或者侠的身份?曾作为项羽麾下大将的季布,《汉书》说他“为任侠有名”,在项羽败亡以后,刘邦举国通缉他,以报“数窘汉王”之仇。季布逃进了朱家的家里。朱家是谁呢?《汉书·游侠传》第一个讲的就是他。朱家为了救季布去游说夏侯婴(腾公)。《汉书》说:“滕公心知朱家大侠,意布匿其所,乃许诺”。后来,季布果然获救。再之后,季布做了汉朝很大的官,但他最为人所知的还是他的侠义,“季布一诺,重于千金”,这个成语流传到了现在。

司马迁写《史记》,单独列出来《游侠列传》。到了班固时代,已经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以,《汉书》批评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但是《汉书》也同样单列了《游侠传》。这些游侠,既有吴楚反时可左右天下局势的剧孟,也有近乎班氏父子所认定的奸雄原涉。《汉书》说:“吴楚反时,条侯为太尉,乘传东,将至河南,得剧孟,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剧孟,吾知其无能为已。’”原涉则世代为官,为了报仇而辞官,成了闾里之侠,“外温仁谦逊,而内隐好杀”。

陈平原写过一篇脍炙人口的文章《千古文人侠客梦》,讨论了《汉书》以后,中国正史再也没有单独为游侠列传的问题。很多史学家认为,东汉以后,游侠传统已经一蹶不振。陈平原列举了很多小说中的侠客形象,以示反驳。或许,东汉以后,儒家意识形态之下史书的体裁受到了限制,所以才没了《游侠传》的位置。但游侠的信息依然散布在字里行间。《魏书·武帝纪》说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如果没有后来的功勋,曹操早年经历也类似司马迁笔下的一个游侠。

侠与儒一样,在纲常崩解之际,游走于不同阵营,寻找自己的世界。侠依靠的是武力,儒依靠的是文化。只不过,董仲舒之后,儒家与皇帝结盟,开始为朝廷重建纲常,也就是《白虎通》的三纲六纪了。从此,儒家主导了中国的历史叙事,所留下的文字中,侠的位置越来越少。但不是说侠真的就从历史中消失不见。

金庸笔下的武侠,来自于各个门派,少林、武当、峨嵋、丐帮等等,偶尔还有番邦高手。元朝时候,蒙古人给所有人划了十个等级,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金庸的江湖世界里,武侠大多来自于僧、道、医、妓、丐等等。总的来说,都是边缘社会的人。蒙古人的这十个等级,唯有把儒家列为第九(臭老九),令儒生们愤愤不平,其他排序,或许也符合他们一贯认识。但在真实历史中,武侠真的只能在边缘社会中产生吗?

西汉时候,季布、剧孟、郭解、陈遵这类大侠,居于闾里,宾客满堂、放荡不羁,有人偶尔也干一些报私怨养刺客的勾当。但他们绝非边缘社会。他们结交朝廷大员,自己也经常受徵召为官。他们属于社会中的有势力者。东汉以后,民间豪强中的一部分,也类似于《史记》、《汉书》中的侠客,比如早年的曹操、后世为中国帮会所礼拜的关羽等。只不过,隋唐以来,科举制度改变了官员的选拔。大概再也不会有民间游侠受察举与徵辟而成为朝廷大员的机会了。但任侠之人依然存在。《水浒传》成于明代,讲宋代的故事。其所反映的社会,无论代表哪个朝代,都说明那时候依然有侠客。宋江急公好义、柴进扶危救困,一百零八个梁山人物之外,比如祝家庄几位,那也是与之类似的江湖好汉。

在真实历史上,侠客,恐怕与少林、武当、峨嵋之类的宗教组织并无关系。侠也并非边缘人群,侠就是指民间掌握着武力的人物。有人读书传家,有人习武传家。早年的武侠小说,所讲的大多也是一些习武之人的故事。当代历史学家喜欢说中国历史上,上层政治的变动并不会影响下层,上层朝廷更迭以后,下层可以传檄而定。下层是由谁来定呢?由各类有领导能力的宗族。他们要么靠文,要么靠武。靠武者,便是类似《水浒》中那些家丁可以组成一支小军队的庄园宗族。他们的武力值也在更广的范围里流传,他们便是侠。在更早之前,孟尝君、信陵君、郭解、陈遵等,不也是因为门客众多,可以救人或者杀人而被视为游侠吗?

在金庸的小说里,主要由边缘社会生长起来的大侠们,作为主角搅动着江湖形势。但实际上,江湖与武侠,一定会相连在一起吗?宋代出将入相的范仲淹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在他看来,庙堂与江湖,只是他人生的两种不同状态。江湖就是体制外,离开庙堂就身处江湖。今天中国人所说的那个江湖,依然是体制之外的那个生活状态。在没有法治的社会里,庙堂有庙堂的规则,江湖有江湖的秩序。只不过,现代社会,立法者想用法律把所有规则统一起来。但是在法治不健全的情况之下,闯江湖、跑江湖的人们,依然要遵循传统留下来的一套秩序。

这套秩序的核心是侠义的道德品质。科举制之后,儒有一套自上而下都认可的评判标准,侠与之不同。评判一个侠,不能依靠体制的力量,只能依靠体制外口耳相传的“侠义”。有了侠义的名声,才可以从一个普通的侠客,上升为大侠。一个人侠义的名声传播的越广,他也就越能够从一个地方性的拥有武力的宗族或个人,变成一个名声远扬的大侠,走进一个更广阔的江湖。

现代性话语体系进来以后,人们喜欢用“地下社会”或者“黑社会”会来概括那些行走在法治之外的犯罪组织。今天中国社会上下正兴起“打黑”运动。但是,黑社会是个城市概念。乡镇以下,今天依然存在着依靠武力来独霸一方的豪强与恶霸,他们现在也被当成“黑社会”打掉。实际上,他们不过是一个一个“祝家庄”的余绪。真正的黑社会则依赖于城市中的产业,比如高利贷、拆迁、人口贩卖等等。无论是乡镇的恶霸,还是城市的黑社会,他们愿意遵守一套法治之外的规则,他们便身处江湖。只不过,江湖的范围比他们加总要大。

因为中国文化中,本来就有江湖与武侠的因子,所以武侠小说才得以深入人心。上至政治巨头,下至监牢囚犯,人人爱看武侠小说。这种因子促成了武侠小说的流传,但这种流传反过来却也重构了文化中的相关因子。最近金庸去世以后,很多人讨论金庸的武侠小说为何在西方世界没有流行起来。很简单,江湖还在我们身边。每个人还可以告别体制,身处江湖。而西方世界,不会有这样的生活体验。■

2018年10月12日 星期五

誰能贏得马克思遗下的尼伯龙宝藏?

为什么1848年手稿和人道主义马克思的讨论,曾在思想界引起过那么大的轰动,对于如我这一年龄的中国人来说,这已经很难理解了。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人,所面对的思想语境,与文革前所成长起来的那代人完全不同。但黑格尔讲过,历史是螺旋式发展,比我们更年轻的世代,或许对于主义的争论,将有比我们更深刻的体认。

最近几年,因为社会中阶级问题的尖锐化影响了高校里的青年学生,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的学生组织也走出校园介入社会。这导致了近期各高校汲汲“维稳”的行政官僚与“马会”学生组织发生对立。这批学生,以至于这个世代的学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情感,相较于他们的兄长辈和父亲辈,可能更与他们的爷爷辈接近。

但任何一种理论,要成为“武器”,必须在新的时代里进行新的解释。维稳官僚和“马会”学生,都在主张马克思主义。谁的才是真理?类似问题其实在历史中不断上演。认为刘歆篡改六经的康有为,在与徐桐辩论时,双方也都在主张孔子的圣人之道,但谁的主张更有真理性呢?贴出《九十五条论纲》的马丁路德在与教廷辩论时,双方同样都认为自己更符合《圣经》之义。这该如何评判?

胡适曾说过一句话,“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这个说法并非没有争议。寻章摘句,如何可与革新宇宙认识的科学发现相提并论?其实,康有为的公羊学之所以可鼓动人心,不仅在于时局震荡,更在于正统的理学当时早已溃败。而溃败的一个关键缘由,是潜心考据的阎若璩证明了理学家“道统心传”的十六字真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出自东晋梅赜所伪造的《古文尚书》,与圣人无关。这等于摧毁了理学家的根基。

同样,八十年代对于人道主义马克思的重视,也是想借助于重新“发明一个字的古义”来重构理论大厦。现在,“马会”学生是不是又到了研究“字的古义”时刻?这个现实的问题令我打开了半年多前泛览过的一本书《尼伯龙的宝藏》,韩国学者郑文吉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文献传世、出版史的研究著作。

这本书让我发现,从马克思去世那一刻开始,针对他所留下的文献遗产,马克思主义阵营内已经展开了激烈的阴谋争夺。恩格斯、马克思子女、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不同派别、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纳粹、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等等,都介入到了占有马克思文献遗产的行列。而对马克思文献遗产的不同利用,构成了不同马克思主义派别的立派之基。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考茨基说:“已逝去的瓦格纳,把围绕‘尼伯龙的宝藏’那些事件,编成了一系列的剧作;也许第二个瓦格纳,目睹马克思恩格斯遗稿所经历的命运,会写出新的戏剧来。”

马尔库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根据1932年公开的《184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展出了与莫斯科梁赞诺夫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截然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这构成了西方学术界最强力的理论依据,被用来批评斯大林非人性的铁拳政治。从1975年开始编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2),早已从莫斯科与柏林官方机构转移到了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MES)手里,但到现在也没有完成。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遗产,很大一部分依然是莱茵河河床里的宝藏,而没有铸成锋利宝剑。

柯林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马会”学生与维稳机构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的一环。围绕“尼伯龙的宝藏”所进行的争夺曲折而激烈,打开“尼伯龙的宝藏”之后,戏剧也并没有结束。过去两周刚刚读毕的一本书《邓拓:毛时代的中国文人》,则讲述的是一个打开尼伯龙宝藏后,知识分子如何利用的故事。也是一个以人物为中心的悲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后,其信奉者建构出了一套与之有继承关系的毛泽东思想。1944年,时任《晋察冀日报》社长兼主编的邓拓,编辑出版了第一个官方版本的《毛泽东选集》。1977年,由文革继承者所主导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也由官方出版。但今天,这两个版本的《毛泽东选集》都已经难觅踪迹,通通被现在的官方遗弃。邓拓与文革知识分子构成了毛主义信奉者的两极。他们在打开尼伯龙宝藏之后,看到了不同的东西。

邓拓是历史学家,以邓云特为笔名出版过《中国救荒史》;更是党内高官,出任过《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还是《燕山夜话》与《三家村札记》的作者,尖锐批判毛泽东大跃进的党内代表;更是文革的第一个牺牲者。《邓拓:毛时代的中国文人》一书的作者,加拿大汉学家齐慕实(Timothy Cheek)视邓拓为行政管理型毛主义者的代表。在另一极,文革派知识分子则是信仰型毛主义者。

早年的邓拓,意外错过了他二哥指定的道路,走从清华到美国的学者之路,进了革命氛围浓厚的上海光华大学。学习之余投身革命,结果被抓进了苏州反省院。举家族之力救出他以后,他度过了几年脱党的学生与学者生活。1937年,救国的紧迫感,还是让他在风陵渡口挥别庇护他的大哥一家,北上走进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根据地,成为职业革命家。

抗日战争时期,很多知识分子走进共产党的根据地,他们自小受儒家士大夫的文化熏陶,又深信“马克思主义无论在学术还是实践上都是能拯救中国的最好的社会科学方法”。在远离延安的根据地里,他们把这两种文化背景结合起来,发展出了行政管理型毛主义知识分子的工作模式。邓拓既是这一类型知识分子的代表,更是这一工作模式的直接阐述者。他的背后,还有以彭真为代表的庞大行政管理型干部的队伍。在邓拓看来,他既是干部又是文人的角色,与儒家文人在历代皇朝中担任的角色有相似性。或许比邓拓地位更高的彭真,乃至刘少奇,也认可这种相似性?

相反,整风运动之后,在延安,毛泽东所希望的知识分子角色是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机械但精确地传达上级组织领导所决定的内容就行。他们被齐慕实视为信仰型毛主义者。这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伴随1949年的到来,在管理一个庞大国家的过程中出现了矛盾。这种矛盾在1956年之后激化。邓拓所领导的《人民日报》拒绝追随信仰者的狂热,而被毛泽东骂作“你们不是党报,是派报。”离开《人民日报》的邓拓继续在彭真的庇护下执掌北京市的文教大权。并且还时不时通过《燕山夜话》与《三家村札记》重申客观规律的重要性、批判信仰型知识分子乃至其总指挥毛泽东在国家管理中的狂热。

毛泽东发动文革,不过是党内两种知识分子斗争的一个后果。从姚文元批判《三家村札记》开始,到抛出彭真为代表的北京市委“独立王国”,再到斗倒刘少奇,宣布信仰型毛主义者是党内唯一正统的知识分子。中国的当代史,放置在思想史语境中,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解释。这就是一个打开“尼伯龙宝藏”之后,知识分子依然困惑与矛盾的故事。两派人马虽然都相信找到了解救中国命运的宝藏,但彼此之间依然你死我活地斗争。历史演变到今天的“马会”学生这里,难道悲剧还要重演?

最近几十年来,中国出版市场中,对于知识分子的研究是热门话题。但大部分著作缺少理论的纵深,更多还只是“倒放电影式”的去证明哪些人“正确”哪些人“错误”,而漠视了当时思想语境下的复杂性。《邓拓:毛时代的中国文人》是我目力所及范围内,目前关于党内知识分子研究的最好著作。虽然此书英文版出版于二十年前,但对党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与知识分子对党的作用的解释依然让人信服。如译者所言,“这是一本对研究现当代中国至关重要的史学大作”。

这两年时局的发展,又到了重新思考知识分子作用的时刻。对于“尼伯龙的宝藏”的寻找与利用,在新的背景之下,或许可能会成为一个重新深入探索与体认的话题。这里,探讨这一问题的主体,不止是“马会”学生了。■

原文链接:http://www.4sbooks.com/archives/5358.htm

2018年6月18日 星期一

书单 | 如何开始了解比特币?

比特币的诞生,最大的助力是“密码朋克”邮件组【1】数十年来在加密技术和加密政治领域的实践。而“密码朋克”邮件组的参与者,则多是安·兰德(Ayn Rand)的信徒。这个近年来因鬼才“刘阿姨”为之立传,而在中国知识界开始广为人知的自由意志主义小说家,在二战之后对美国社会的影响,也许远远超过了写《通往奴役之路》和《货币的非国家化》的哈耶克。比特币作为一个思想史事件,对其思想脉络的了解非本书单之目的。这里只是想指出,要了解比特币运行的理念,安·兰德或许是比哈耶克更好的入口。

如果对理念没有兴趣,要了解比特币,最好的方式当然是开设一个钱包,存入一点比特币,然后选择某个交易所转账、买卖,或者到某些可以用比特币支付的地方购物。读书,不过是为了对这些行为既能知其然又能知其所以然的一个入口。这里尝试通过历史和原理,两个层面的几本书与几篇文章,来相对多层次地探究比特币。现在人们都知道,神秘人物“中本聪”发明了比特币。从比特币2009年上线到当下,这不足十年的时间里,究竟又发生了些什么呢?如果能了解这之中的历史演变,即便依然明白比特币是没有任何实体机构与资产支撑的,对其感受或许已经可以变得更加踏实。

历史

1.《数字黄金:比特币鲜为人知的故事》(Digital Gold)

《华尔街日报》记者纳撒尼尔•波普尔此书,出版于2016年。从2009年1月10日,程序员哈尔·芬尼(Hal Finney)收到中本聪发送的第一笔比特币开始,到2014年3月21日,当时比特币领域各大老在加州塔霍湖的会议结束。这中间,比特币初期发展史上的各大事件都有涉及。作者第一手的采访,优美的文笔,流畅的叙述,让读者跟随各类程序员、豪杰、怪客、先知们一路向现在走来。

全书共分三部分,挖到数字黄金、蹒跚迈向现实、大胆想象未来。第一部分自然是比特币的“创世”,涉及中本聪的出现与退隐、丝绸之路暗网、各类信仰者布道者等等。第二部分则核心讲述了比特币初期阶段最大的危机Mt.Gox事件,以及外界将比特币与洗钱、贩毒等联系在一起的困扰。第三部分,从2013年8月开始,这个时候专业挖矿机的出现,比特币一定程度上已经脱离中本聪最初的设计。而且推动比特币发展的市场,已经扩展到了世界各地,特别是中国人的参与让这个故事变得更为复杂。

此书是到目前为止,写比特币最近十年来发展历程最好的一本书,特别是在美国的发展历程。但是“币圈一天,人间一年”,从2014年到现在,比特币的故事又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惜还没有相应的综合著作出现。另外遗憾的是,比特币在中国的故事同样精彩,这里面有理想主义、有暴富神话、有神秘失踪(比如烤猫)、有惊天骗局(传销币)、有伟大的社会实验等等。同样也缺少一本综合著作,谁来写一本类似《数字黄金》的书呢?

2. 两篇报道:分叉与中本聪之谜

如果要补足从2014年到现在比特币的历史,那么最大的变化显然应该是以太坊的出现。但是以太坊等于开始了另外的叙事,那是一个全新的革命性尝试,值得另外专门介绍。如果继续留在狭义的比特币身上,这四年来,最重要的事件,我认为莫过于两件,一是比特币的分叉;二是中本聪之谜的初步揭晓。两篇报道可以成为了解这两件大事的入口。

比特币内战:生死一役将至,神秘操控者浮出水面【2】

比特币的分叉是比特币的一场生死考验,也是不同的发展哲学的较量。其实,从专业挖矿机出现,作为区中心化的实验,比特币的中心化已经成了难以回避的趋势。2017年Bitcoin Cash戏剧性地分叉,让所有人开始真切感受到了这种趋势。BCH分叉的背后,分别有两大势力,其中一方是中本聪归隐前留下的比特币核心开发者团队(Bitcoin Core),另一方则是代表矿工势力的中国公司比特大陆。双方为比特币区块大小的改革方案而起争执。最后掌握全球算力30%的比特大陆突然宣布硬分叉,在现有比特币(BTC)之外另起灶炉创造出来比特币现金(Bitcoin Cash)。《财经》杂志的这篇文章,是目前对这件事最好的报道。

在过去十年中,比特币进入主流,有很多偶然的因素。除了精巧的设计,在技术上解决了诸如拜占庭将军问题、双花问题等密码学难题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促使主流舆论长期对其兴趣盎然。其中一个因素,就是中本聪之谜。神秘人物中本聪,创造了革命性的比特币,然后离奇归隐,没有谁知道他是谁。他手里的数一百一十万个比特币也一直没有动过。这样的人物“设置”,本身就自带光环,吸引了无数的人尝试去破解中本聪是谁的谜团。最近,似乎这个谜底要被揭晓了。

寻找中本聪|Dvaid Kleiman的亲戚告澳本聪Craig Wright案宗【3】

发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地方法院的一起案件,揭开戴夫·克莱曼(Dave Kleiman)家人与澳洲人克雷格·賴特(Craig Wright)为高达百亿美金的比特币资产而进行的司法诉讼。戴夫·克莱曼家人提供的证据显示,比特币其实是克莱曼和賴特二人联合创造的。賴特提供了主要创意,而克莱曼则用代码将其实现。也就是说,此二人就是“中本聪”的真身。克莱曼曾是美国联邦调查局信息技术部门的主观,賴特则是澳大利亚的计算机科学家和商人,两人在2003年相识,此后共同合作参与过多项技术工作。2013年4月,克莱曼因无法忍受多年前因车祸而遗留的伤痛问题,在家中举枪自杀。此后賴特独占了属于他们两人合伙公司的比特币资产。賴特几年前已经对外宣称他就是“中本聪”,但因为很多人质疑他的诚信,将其视为骗子。现在克莱曼家人想法庭提供的证据,似乎可以证明賴特所言非虚。中本聪之谜告破,是比特币社区的一件大事,但是现在从比特币开始的虚拟货币,已经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演进到了“三生万物”的阶段,中本聪重新登场,也无从影响大局。coindesk的这篇报道,系统梳理了克莱曼家人所提供的证据,得以让人非常细致了解这个案子,以及这个案子背后的中本聪之谜。感谢著名的币圈大V闪电黄世亮组织人将coindesk的报道翻译成了中文。

原理

这里讲原理,并不是讲编程与密码原理,这非我所能。而是讲比特币运行的逻辑原理。跳过技术细节,结合实际操作,假以两本书的辅助,这部分运行原理基本可以掌握。这两本书分别是安德烈亚斯•安东诺普洛斯(Andreas M.Antonopoulos) 的《区块链:通往资产数字化之路》和普林斯顿大学作为公开课教材的《区块链技术驱动金融:数字货币与智能合约技术》。值得特别提及的是,这两本书的中文版标题与英文版标题差距甚大,英文标题都讲比特币,而中文却替换成了区块链。第一本是《Mastering Bitcoin: Unlocking Digital Cryptocurrencies》,第二本是《Bitcoin and Cryptocurrency Technologies》。第一本也曾有巴比特网站组织翻译的电子版《精通比特币》【4】,显然更加切题。

在这里值得讲一下区块链与比特币之辩。很多人觉得比特币过于玄妙,完全没有银行支撑、没有资产保证、没有政府背书,却可以号称是“货币”,太虚幻了,相对来说作为一项技术区块链确实可以接受的。其实到目前为止,区块链应该比比特币更玄妙。比特币已经有具体所指,就是那种依靠全球分布式节点验证建立起信任关系、总量只有2100万、目前已经在很多地方可以发挥支付和存储功能也可以直接和法币兑换的虚拟电子货币。而区块链,除了作为虚拟货币运行中重要的技术支撑外,更详细的落地应用为时尚早。其将来的庐山真面貌,尚难以揭开。所以,这些真正讲比特币的书,到了中国,为什么就变成了讲区块链呢?如果不是为了规避出版审查,现在这样大肆鼓吹区块链,难道因为“画鬼易画人难”,讲个玄之又玄的东西,更能让人敬畏与接受?

3.《区块链:通往资产数字化之路》(Mastering Bitcoin: Unlocking Digital Cryptocurrencies)

此书的结构几乎与中本聪《比特币白皮书: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平行,所以等于是为这个比特币创世的作品进行注解。内文也有为开发者进行的技术讲解,如果对此没有兴趣,直接跳过也不影响对比特币运行逻辑的理解。作者在前言中讲到,当他研究完中本聪九页的白皮书后,意识到“比特币不仅仅是一个数字货币,而是一个去中心化的网络,可以构成未来信用网络的基础”。这可能也是很多接受比特币的人共同的想法。

4.《区块链技术驱动金融:数字货币与智能合约技术》(Bitcoin and Cryptocurrency Technologies)

此书比上一书更通俗易懂,也涉及技术细节,但这本书的好处是,同时也从社会层面讨论了聚焦在比特币神圣的很多争议。比如比特币的挖矿机制,是不是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再比如比特币的监管问题,洗钱、犯罪、资本管制等等涉及政府监管和打击的问题如何处理?还有比特币的未来趋势,等等问题。

比特币作为一项交易中介,可以发挥货币的作用,但是不可能发挥货币的所有作用。中本聪白皮书的第一句话,“互联网上的贸易,几乎都需要借助金融机构作为可资信赖的第三方来处理电子支付信息”,已经点明了比特币的局限。那就是比特币的货币作用,只限于在互联网上贸易中使用。所以,比特币的未来不可能是取代法币或者凌驾于法币之上,而只能是在互联网交易中一定程度上与法币平行。很多质疑比特币的人,将其与美元或者人民币这类强势法币进行对比。其实,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几乎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币,比特币的逻辑是否可以成立,不需要跟美元或人民币对比,只需跟部分弱势政府的法币对比就可以了。今天市值超过一千一百五十亿美金、二十四小时内交易超过二十多万次、活跃钱包持有者超过一千万个的比特币,其信用基础,恐怕已经要超过百分之八十的法币了。这已经可以确立比特币存在的价值了。

以上是我个人接触比特币的过程中,认为可以帮助没有基础的人了解比特币的一个书单。抛砖引玉。如果有人不想看太多书,只想拿一本书翻翻。那么我推荐《数字货币时代: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与未来》(The Bitcoin Big Bang:how Alternative Currencles are About to Change the World),这是一本以比特币为中心的书,同样请跳过书名中让人讨厌的“区块链”字样。这本书通俗易懂,不足两百页,光靠这本书也可以基本上了解比特币的原理与历史。更有趣的是,这本书还假设了发行一种新型数字货币鹦鹉螺币的前前后后,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虚拟货币的应用。■

【1】www.metzdowd.com/pipermail/cryptography

【2】http://yuanchuang.caijing.com.cn/2017/1101/4352895.shtml

【3】https://zhuanlan.zhihu.com/p/34330937,https://www.coindesk.com/satoshi-craig-wright-sued-10-billion/

【4】http://book.8btc.com/masterbitcoin2cn

来源:四季书评,http://www.4sbooks.com/archives/4190.html。

陈秉安:深圳特区的历史、血泪与辉煌

改革开放40年来,深圳特区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发挥了巨大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今天很多人已经不清楚深圳特区的由来与发展了。4月10日,深圳建市以来的第二任市委书记吴南生去世,在他之前第一任和第三任市委书记张勋甫、梁湘,以及对深圳特区贡献最大的习仲勋和谷牧,也都去世了。未来人们要了解深圳市的早期历史,只能通过间接材料。而陈秉安,这位自1985年开始便定居深圳的湖南人,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突然发现,再不把他所了解的深圳历史写下来,等他这代人也逝去,那就更没有人知道深圳源头了。

现在是深圳作家协会副主席的陈秉安,早在1990年,就凭借长篇报告文学《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面向全国读者解释深圳的崛起之路。几十年来,他对深圳发展中的重要档案与记录进行了细緻的积累,也进行了深入和系统的采访。2010年,他在香港出版《大逃港》一书,第一次把深圳河两岸绵延30年、惊天动地、改变了几百万人生命与生活的“逃港”事件写了出来。随着《大逃港》的出版,更多的人也找上门来,向他讲述与逃港有关的故事。过去几年,他一直在酝酿写作《大逃港2》。

正撰写《深圳史记》一书

但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他决定先写《深圳史记》,留下他对深圳历史的记录。他说深圳是他一生中投入最多时间的地方,30多年来,已把生命交给了这座城市,所以要写《深圳史记》。《深圳史记》,包括深圳特区的由来、改革开放史记、建城史记、移民史记等等几个部分。他认为深圳的改革开放,只是从1978到1997年之间。之后,深圳并无多大改革,所以他的史记只写到1997年为止。近日,陈秉安接受我的专访。

以下是他的访问记录,以第一人称的口述形式写出:

特区怎么来的?这个话题很多政治人物和学者都在讲,但实际有些事没说清楚,或者他们知道的见到的只是一面。我的情况有点特殊,就是1990年的时候,深圳市委宣传部成立了一个写作组,我就有参加,当时对改革开放有关人士,做过详细调查。2000年的时候,特区成立20周年,又搞了一次,是现在的市委宣传部长李小甘组织的,我们又做了一次调查。

为什么说有些事当事人说的也不一定准确,因为从他自己的视角、自己的角度,可能不一定是全面的。现在改革开放40周年了,到了应该说清楚这些事的时候了。比如这个特区是怎么提出的?这里有个前后发展的过程。1978年、79年的时候,在深港边界,绵延30年的“逃港”事件,这个时候出现了高潮。当时中央对这个事件很震惊,这是一个突出的政治问题。

这时候中央派习仲勋到广东省任省委书记,到了广东后,习仲勋首先想要把这个“动乱”事件解决了。所他第一站就到了宝安,深入基层调查。深圳当时叫宝安县,县委书记是方苞。习仲勋问方苞,为什么这么多人要逃啊。方苞也没有说清楚,就带他到沙头角看。

习仲勋解决大逃港问题

因为沙头角跟香港隔得很近,就隔一条街嘛。逃港过去的人,在街那头把一些塑胶花,叶子啊、花瓣啊搞过来,交给这边的农民去加工。比如把那些叶子和花插一起,变成完整的塑胶花。然后运过去,搞到香港市内,再转到新加坡、台湾去卖。这种加工在香港,人工就很贵。在大陆,因为人民公社,干什么都没劲,收入也低。这边的农民参与这些加工呢,就可以拿到一份工资。一天最高可以拿到八块钱。习仲勋到那里一看,“这一天八块钱,一个月可就比我还高了。”而且,有了这个收入,很多人也不跑了,就稳定下来了。老百姓把这些东西拿到家里加工,这实际上就是作坊。这也是最早的来料加工。方苞当时之所以带习仲勋去看,实际上是因为当时宝安县内这类作坊已经全面搞起来了,但是方苞自己权限不够,需要得到习仲勋的支持。

我反覆的说,中国改革开放最早开始的地方,不是安徽小岗村。改革开放的真正源头,是在深圳。为什么这么说呢?习仲勋来深圳视察,是1978年的7月5号到10号,当时来料加工的家庭作坊,在深圳境内已全面开始了,就是逃港的人把一些原料拿过来加工。宝安县县委和老百姓都很支持。这是下面自己搞起来的,不是邓小平下命令搞起来的,也不是他画个圈搞起来的。为什么这里里会自发搞这些呢?根本原因就是“逃港”,如果不搞边境贸易,不让农民多挣点钱,就留不住他们的脚,他们就会跑。所以宝安县委才想到了这些办法。小岗村的改革在什么时候呢?那是大雪纷飞的时候,是1978年的冬天。从时间上来说,深圳的来料加工,比小岗村至少要早了几个月。

我们不否定小岗村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贡献。但实事求是地讲,是深圳拉开了中国改革与开放的序幕,这里不止有改革,也有开放。小岗村当然谈不上开放了。这是第一个现在需要说清楚的问题。

邓小平最早对谁说要办特区

第二,邓小平说要办一个特区,这话最早是对谁说的?我采访过谷牧,谷牧说这话是最早对他说的。我也采访过习仲勋,习仲勋说这话最早是对他说的。习仲勋说,当时叶剑英到广州来后,对他说,到了北京要直接找邓小平,把你们广东的想法对他说。应该说是在叶帅的这个触动下,习仲勋在1979年4月,一次在北京开会期间,到邓小平的家里,对邓小平说,我们那里有很多华侨,也有一些有利条件,希望能够政策给的快一些,搞一个出口加工区。但是名字还没有确定。邓小平顺口就对他说,那就叫特区吧,而且陕甘宁也是特区。

谷牧和习仲勋都说邓小平对他们说过这个话,这当然不是无中生有,很有可能是对两个人都说过。但根据我的分析,对习仲勋,应该在对谷牧说这个话的前面。为什么呢?因为这句话的后面,是“陕甘宁也是特区嘛”,这是面对面时很自然说出的一句话。对曾经担任过陕甘宁边区主席的习仲勋,邓小平这么说比较顺理成章。是吧?

但是对于特区的想法,最早是谁提出的?也不是邓小平。我做过研究,大约是1979年的2月,因为逃港太厉害,宝安县召开过干部扩大会议,研究该怎么办。当时干部群众都积极地提出来,要么把政策放宽,要么让我们自由去香港。也有人提出新政策,就是划出来一个地区。因为之前61年、62年在边境曾经划了14个公社搞开放,文化革命把这个禁了,群众还记得,就提出现在可以把这个恢复过来。档案有记录,当时一个姓郑的下层干部,提出了“可以建个特区嘛”。这是“特区”两个字最早见诸于文字的记录。据我所知,在这之前,也有人提出来过特区,但是并没有留在档案里,郑姓干部,好像叫郑景平,这个人我一直没有找到。

当时的宝安县就是这么一个气氛,群情激昂,要么跑,要么就搞开放。政府也没能力强控,所以一切就自然而然浮出了水面。在这么个氛围中,习仲勋知道改革开放对稳定边境有作用,就去北京汇报,过程就是这样。习仲勋在跟邓小平交谈中,很有可能说起过宝安县的种种氛围,所以才有邓小平“那就叫特区”的话。

把逃港视为人民内部矛盾

习仲勋后来很快就调到北京了,但在调走之前,还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结束了持续30年的“大逃港”。怎么结束的呢?我曾经当面问过他一个问题。我们见过不止一次面,所以比较顺便。我就问他,“习书记,到北京汇报的时候,你怎么就敢于说,如果广东是个独立王国的话,我们早就搞上去了。”这个是原话。他很随和。他说:“小陈啊,你不知道,我们的认识也是逐步提高的。以前呢,逃港是被当成是敌我矛盾。我们做思想工作,教育大家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不好。但是抓起来不行,思想教育也不行,最后我们才想到要把经济搞上去。”所以他把逃港这个事,从敌我矛盾变成了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他对逃港做的事情,就是他1979年11月去澳大利亚访问,从澳大利亚回来经过香港时,跟港督麦理浩会谈。当时因逃港太厉害,中英关系又有所改善。习仲勋提出,以后的逃港者你们不要接受了,因为我们要搞改革开放,也需要人。港督也提出,逃港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受不了了。这一次会谈,奠定了后来“即捕即遣”的基本共识。到了1980年,双方正式签订协议,开始实施“即捕即遣”,这样,30年的“逃港”基本就结束了。

改革也要付出代价

深圳特区建立起来以后,争议一直存在。很多问题,外界并不知道。深圳既不是一尘不染,也不是特别糟糕。我写《深圳史记》,会写到“最初的腐败”是怎么产生的。这是因为旧的计划经济体制被打破,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在摸索中,于是产生了许多漏洞。最先去摸石头的人,很可能就掉到水里了。写中国的改革开放,不能只写成功者,还有很多进了“笼子”的失败者。他们中间不少人是在改革的探索中犯错误的。这里有个人的原因,更主要是体制的原因。可以说,开始是探索,后来就成了腐败。千千万万的钱从手上过,也没人管,就拿一点吧。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就成了腐败。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间,这是普通的教训,这是历史。

真正的改革开放,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那么好听,是很残酷的。我举个例子,深圳最早的建设者是两万工程兵,他们是最一尘不染的。但是在深圳这个环境里,他们要竞争。如果没有资金实力,又不懂像香港人那样搞贿赂,就拿不到工程。拿不到工程就发不出工资,发不出工资老婆孩子就买不起菜。最苦的时候,工程兵的这些家属带着孩子去市场捡菜梆子,这是事实。不是要竞争吗?竞争就要付出。就要有些人吃不起饭,就得过那种苦日子。有一个工程兵战士叫胡兴岳,他跑回四川卧轨自杀了。他死的时候,在身上藏着一封信,写着人比人气死人。深圳的崛起,绝不是表面上的那么光彩照人,多少人付出了鲜血,多少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才是真正的改革开放。很多记者,没有真正的深入进去,都是以歌颂为主。

八十年代的时候,深圳在政治改革上,也有过很多探索。今天很多人不知道了,比如说,当时有人提出,深圳可以发行自己独立的货币,深圳也可以设立一个“总督”职务等等。深圳在政治改革上的很多探索,其实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我举一个例子。

街对面教育了街这边

改革刚开始的时候,沙头角,街道的两边,两种不同的状况。对面的商店,开门营业,起码有十二个小时。我们这边呢,开几个小时就不开了,商品反正有也好,没也好,能不能卖也没人管。反正是国家的大锅饭,员工按时拿每个月的工资就行。香港那边呢,商店是老板的,不一样。这个时候,深圳这边就开始想办法。不能对面总挣钱,而我们总亏钱啊。香港那边的商店搞得那么好,难道社会主义还比不过资本主义?这时候,有人就跳出来搞承包,就像农村的土地承包一样。比如我承包了这个商店,我负责,每年上缴多少钱,剩下的就是我的。市委当时同意了。

这样积极性很快就上去了。商品马上就丰富了,营业时间也延长了,营业额大大提高。但是问题来了,以前这个商店有党支部,现在搞承包了,是那个承包的人说话算数,那这个书记怎办?当时就想了个办法,党政分开,让书记兼任工会主席,搞组织发动,真正张罗经营的,就搞市场经济。这是党政分开最早的萌芽。街对面教育了街这边。当时也不止沙头角的商店有这个问题。这样的问题,八十年代,在深圳很普遍。党政分开,是经济发展的必然。我的《深圳史记》写到1997年,之后深圳就没有什么可以写的了。但这也不是深圳本身的问题,因为再改就是政治体制改革了。■

《超讯》2018年5月号